上海文明人不堪忍受外省中国人

保钓，保沪 - 对上海土著 ，保卫上海比保卫钓鱼岛更有紧迫感

上海“睡衣”市民

对一些上海土著来说，保卫上海可能比保卫钓鱼岛更加让他们有紧迫感。作为中国最大都市里的 原住民，他们认为外地移民的“入侵”是鸠占鹊巢，不仅占用了本已稀缺的教育、医疗等福利资源，而且那些“低素质”的言行让人不堪忍受。

这当然不是一个新话题。根据截至2010年11月的官方人口普查数据，在上海2301.92万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已达 897.7万人，比2000年增加591.96万人，年均增长11.4%。在上海人口的增量中，89.5%由外省市流入，从安徽、江 苏、河南三地流入的人口最多。这种人口巨量涌入，在给上海带来经济发展劳动力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开始影响本地居民的生活感受。对日 日面对衣食住行难题的普通百姓来说，生活冲突显然比宏观数据更加感受深切。只不过，“排外”并不符合中国媒体的“政治正确”，所以， 这些对外地客深恶痛绝的上海人聚集在类似“宽带山”这样的网络论坛上互相取暖，控诉“乡 下人”的罔顾秩序、粗鄙野蛮——此恨绵绵无绝期。

这回，矛盾又因一份“乞讨排行榜”而激化。在上海，绝大多数乞丐来自相对经济水平落后的外省，在中国政府以人权之名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后，这些衣衫褴褛者可以更加安全地出现在街头和地铁。当听闻乞讨者中有人正是以此为职业，且可“秒入千金”、“月入过万”后，奔波的 上班族难免要忿忿不平。正是基于这种民意，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交总队徐家汇站治安派出所官方微博“轨交警花”最近发布乞讨排行榜，根 据东方早报上周五《警方试水微信举报地铁行乞》中的引述：“自2008年以来，在进综合执法工作站次数的排行榜上，22岁的何某以 309次位居第一。他来自辽宁，暂住在火车站附近，文盲，脚上有残疾。88岁、来自安徽凤阳的陈老太以302次暂列第二。据警方透 露，她下午与老乡打麻将，赢钱就不出来，输就出来讨点赌资...”


为了说明这些乞讨者的“死皮赖脸”，这份上海报纸的记者更描述亲眼所见，称这位刚点了份20多元外卖作午餐的王某说话“三分真，七分 假，很多时候前后矛盾，但人看起来特别老实，很容易让人相信。轨交民警说，他们说谎是家常便饭，有时他们故意摔倒，先蹲在地上，然后 慢慢倒下去，开始呻吟，或是先喝一口可乐，吐出来，躺在地上装病。”

“轨交警花”的“向地铁乞讨说不”号召获得了如潮响应，那些手机用户不停地向其发来可以证明乞讨者假装可怜、死搅蛮缠的画面，团结一 心地希望获得一个不被打扰的乘车环境。但与此同时，争议声也传来了。

多位时评家连日来通过外地媒体表达了压倒性的反对意见，例如《“乞讨排行榜”是种示众式羞辱》、《“乞讨排行榜”考验城市管理雅 量》、《“乞讨排行榜”警示公权应有边界意识》、《“乞讨排行榜”还是不要了吧》等，批评整治行动“缺乏人文关怀”。虽然也有类似 《“乞讨排行榜”真的是在为难行乞者吗》、《“乞讨榜”本质上是一张“防骗榜”》这样的声援辩解，但那只多数是发表在上海报章上。

《东方早报》今晨发表《“空间压缩”时代的地铁乞讨问题》，请来自香港大学的钟晓慧感慨“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给予弱势的乞 讨者一份同情和关怀，道理上当然是对的；但是，次次都给，客观上对方就会不劳而获，甚至可能变得比我还富了，这是对的吗？而且，当乞 讨变成持续骚扰，人们难道没有权利拒绝这种强迫吗？”——这显然也是在对外地报章持续数日的批评提出反驳。

承认“城乡分割与贫富分化很严重”、“城里人和乡下人、生活条件好的人和生活条件差的人，总是密集地混杂在一起”这样的现实困境后， 编辑们允许这位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博士生在此强调“秩序第一，安全第一”：“有些人主张乞丐有乞讨的权利，不能禁止。我觉得，正 确的说法应该是，乞丐有乞讨的自由，但这是消极自由。就是说，一个人决定以乞讨方式谋生，别人不能干预他的决定，但是当乞讨成为一种 公共场合中的公开行为时，乞丐也不能干预和触犯别人的自由。人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选择乘坐地铁，这是自由，但是乘坐地铁必须遵守共同 的规则，这与是否自由并不矛盾。”

支持地铁管理部门以及警察维护秩序的人可不只这位作者。为了证明整治行动的正当性，《东方早报》早在周一即以头版宣布《市民支持轨交 警方整治强行乞讨》，在描述《乞讨者每天200元出租孩子，70岁以上老年人最“抢手”》、《“轨交乞讨人员都是老面孔”》这样的丑 态同时，记者还引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的背书，即“管理部门发布这个排行榜是一种无奈，应该谈不上一种歧视……强讨者利用人们 的同情和怜悯，将之变成一种发家致富的法宝，这种行为是违背社会道德观念的。”

而另一位微博名人——来自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的陆峰更加责无旁贷，他要代家乡父老回击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批评：“一 些‘强讨恶要’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其他乘客的正常乘车，甚至滋生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不知道笔者是否在上海高峰时乘坐过地铁，不知道 笔者是否在上海轨交区域内遭遇过‘强讨恶要’。如果有，或许您就会有另外一番感受。”在邀请质疑者“来上海轨交区域内的流浪乞讨人员 工作站走走、看看”后，这位警官反唇相讥：“‘轨交警花’现在晒的，是那些每天能乞讨到上百元甚至几百元，肚子饿了买肯德基全家桶的 主。我个人以为，这些人并非您说的弱势，在这些职业乞讨者面前，您会不会为您的善心作出重新评价？”



在为这个通版报道配发的评论《面对强讨者不能只有善心》中，记者李伟也曾试图降低火气，“此次地铁乞讨争论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善良 的，都希望那些生活着的人们，有所养，更有所依”——但恐怕那些强烈支持整治乞丐的人们不一定会认为曹林善良，因为这位中国青年报评 论员在周二即斥《排外主义的网络阴魂》，并在得到搜狐腾讯等一力转发推荐后广为人知。

其实，曹林是连捅了两个马蜂窝。先是通过华商报在周六叹息“何苦为难穷人”：“警方排这样的乞讨排行榜，将那些身有残疾、高龄的乞讨 者以这样的方式‘示众’，很是不人道，缺乏一颗执法人员对这个社会中的弱势者应有的善心……我并不认为贫穷就代表着正义，乞讨就有着 天然的道德优势，弱者就对应着正确。他们的行为确实对公众秩序造成了影响，但是，文明的公众，生活更好一点儿的人，是不是可以忍受一 点儿这种不便和不舒服，而善意地疏忽眼皮下和身边的这些人呢。”

上海市民穿睡衣上街

这段批评城市里的文明人“苛刻”的评论已经在上海的论坛上激发不满，更不用说他意犹未尽地又在周二利用自家平台再发一论，直接点明 “排外主义”这个敏感词：“上海轨道交通警方的态度倒是平和，以官方微博回应称：‘质疑让我们不断自省，支持是我们前行的动力’，也 有本地警官实名公开批评相关部门‘工作方法简单，往往打击一大片，一棒子全打死’。而某些上海网友则对批评‘怒不可遏’，在抱怨‘外 地人’、‘乡下人’给上海带来种种问题后，甚至喊出了让警方‘清理垃圾’、‘出台盲流遣返制’的口号，呼吁警方对批评者进行‘跨省抓 捕’。”

这位与“某些上海网友”唇枪舌剑的苏北人，先夸奖“世博会前后，上海塑造了开放的形象”、“我接触到的上海人，也谦和与包容”，再话 锋一转告诫“少数在网络上排外的网友是否想到，自己的表现会影响上海的开放形象”：“网络上的‘排外’，往往是见不得阳光的，它们通 常都是匿名的谩骂和恶毒攻击，几乎不会有人站出来以理服人。正是这种匿名性，助长着暴戾和胡言乱语……排外者往往缺少宽容之心，偏见 和偏执，驱使着他们以外地人为敌，认为外地人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带来了拥挤和混乱，引发了拥堵和犯罪。”

这样的攻击怎么会不让为土生土长而自豪的上海人怒不可遏，他们不仅要列出那些外地人在沪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数据，也不能同意曹林这一段 描述：“面对城市中及网络上的这种排外情绪，不得不说，一些管理者扮演了不太光彩的暧昧角色，他们不是站在中立者的位置调和冲突，弱 化户籍制度和贫富差距带来的阶层断裂，而是迎合本地人的情绪出台一些歧视性政策。既加剧了城市的阶层冲突，更为那些极端排外情绪推波 助澜”——因为在他们看来，上海的城市管理者非但没有迎合本地人的情绪，甚至是过于“宽容”，以至于上海人反而在自己家里“受气”， 最典型的证据就是沪语的式微。

从厌弃外地职业乞丐到厌弃所有外地人——在这种气氛下，《上海商报》副总编辑陈季冰虽然微博声明自己反对曹林的观点，但因为同意“外 地人当然有权批评上海”，也要被斥为“沪奸”。而来自《新民周刊》的胡展奋，也决定站在他多位平日“公知”朋友的对立面，为上海土著 的权利一呼：“到处都是‘烧香赶走和尚’的景象！一个城市已经‘宽容’到连自己的方言都快消失了，还在说它‘排外’，这一刻，你们要 求沪人都是圣人，你们且自问能否达到如此境界？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生于上海、定居香港的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通过微博介入争议时曾作评估——“帝都对外来人的政策比魔都差点”，她这是回应音乐人小柯 所言在排外问题上“帝都的人民比魔都的强点”的观点。恐怕是强不了多少，腾讯曾经制作一期嘲笑“帝都”土著的专题《有“纯种北京人” 这回事吗》，同样遭遇了皇城根下的如潮抗议。在中国，地域歧视大概是仅次于民族歧视的炸药包，一点就着。

上海市委机关报还不准备趟这摊动则得咎的浑水，那么，就请《人民日报》昨晚用微博劝大家都洗洗睡吧：“一个乞讨排行榜，演化出一场舆 论风波。唇枪舌剑中，一种现象令人担忧：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理性对话的胸怀和耐心？什么原因，人群分成圈子，甚至南系北系、这派那 派，从此不见守望相助，只剩龙争虎斗？共同生活的这片土地，正经历深刻转型，是走向聚合还是分化，取决于你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