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October 4, 2014

“墓碑”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記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
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 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 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

中国原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杨继绳的书著《墓碑(Stèles)-
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法文版现已由法国塞伊出版社(SEUIL)出版。《墓碑》 叙述了中国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 荒纪实》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 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 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 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 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
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 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 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
(一)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
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 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 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
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 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 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
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
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 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 “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
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 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 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 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 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
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 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 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
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
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 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 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觜吮吸 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
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 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1950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
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 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 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14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 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 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1951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
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 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 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 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
从家里到学校20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里路的麻桥,找了一 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10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7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 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
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 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 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 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1957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 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 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 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
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 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
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 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 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 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我们那里绝大 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 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 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人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 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 从武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城情况的人会引起人们 的尊敬。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1950年斗争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
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
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 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 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
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 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
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 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 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 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
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 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 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 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 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 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
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 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 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
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 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轆轆,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 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 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 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
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 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 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
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 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20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 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 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 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
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 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
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 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 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
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 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 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
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 思念也日益加深。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 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 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 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
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 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
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 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
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 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 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
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 中较大的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
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 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 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
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 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处到1936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 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 1958-1962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
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 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 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 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 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
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 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 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 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 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
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
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 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
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 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 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 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 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 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 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 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发生20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
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 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
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 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 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
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 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 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
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 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
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 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 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Note: Only a member of this blog may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