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记者的中日历 史教育采访手记

 
 刘海宁. 英国《金融时报》


“迷失的历史：中国与日本”(Missing Histories: China and Japan) 是BBC World Service即将在2014年2月初推出的一个广播纪录片系列，关注中日两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教育以及年轻一代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理解。纪录片包括上下 两集，时长各60分钟，分别在中国和日本录制完成。节目由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两位BBC记者联合采访记录，从东京、横滨到北京、南京、上海，对 话两国的历史学家、政界人物、媒体代表、以及战争的见证者和幸存者。

以下文字为中国记者刘海宁（Haining Liu）对纪录片采访过程的回顾。

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包括日本美国在内的区域及国际力量反应强烈。同一天，我们的纪录片团队出发前 往日本和中国，开始为期两周的采访录制旅程。

第一站，日本东京。首日的街头随机采访，在问到对中国时的第一印象时，受访日本民众多次提到岛屿争端和空中识别区，‘野心’是不少普通日本年 轻人用来描述中国的首选词汇。

12月17日，日本安倍内阁公布新的国家安保战略和防卫计划，军费增加到24.97万亿日元，目标包括建立夺回离岛部队等扩充军力的动作，中 国显然成为力量抗衡的假想敌。此时，我身在中国，有关中日历史问题的采访刚刚结束一周。

中日之间当下的种种纠结，已经不是表面上的海岛空域那么单纯。两国政府与民间多年以来的复杂关系，外界看来似乎难以理解，却始终像阴云一般笼 罩在中日两国上空。只不过，近来，阴云升级到了‘雾霾’的程度。政治决策作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维度，往往会反映在各自的国内公众情绪上，反过 来，政策制定又受到情绪影响。最近的例子便是2012年中国各地的反日游行，至今，还是很多日本政界学界人士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的政 策建议也很难不受到这类事件的左右。

教科书上的历史异议：日本认为是细节未定，中国认为是性质之差

政治评论员屋山太郎（Taro Yayama）是日本右翼温和派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日本教育再生机构”主要成员，他参与编撰了近两年备受争议的右翼历史教科书。采访中，他反复强调 “慰安妇”作为日本军队强迫性奴隶的性质并非属实，“南京大屠杀”应被称为“南京事件”因死亡人数仍然存在很大争议等观点，并不时拿出随身携 带的大量数据和笔记予以支持。即使反复提醒自己记者的身份，我也很难完全不带有任何情绪地去接受他的观点。

屋山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时隔多年，没有亲历战争的中国人仍然时常愤怒。“你觉得是为什么？”我通过翻译追问。采访全程一直用日语交流的屋山突 然改用英文。“Crazy（疯狂）”，他回答。看我脸色一变，他又转回日语接着解释说，中国历 史上一直把日本视为弱小的附属，曾被自己的附属超越征服，当然会觉得羞辱，进而愤怒。对于这样的逻辑，我很难理解，却也无 从说服。

采访即将结束前，屋山太郎说起发生在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那年他十二岁，亲眼看到自己父亲的左脸被严重烧伤，从此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回 忆。我问他有没有想过1937年的中国，在南京，在重庆，有多少与他当年同龄的中国孩子有过类似，甚至更加惨痛的经历。这是一个带有主观情绪 的问题，并不精彩。但话在嘴边，我不得不说。屋山陷入了片刻沉默。接着，他抬眼盯着我许久，挤出一句日文。他说：“对不起。但我的观点没有变 化。”

很难用‘极端’来概括屋山太郎。他的每一个回应都看来有理有据，并有精心研究的数据或文字资料作为支撑。作为记者，我欣赏并尊重这样的采访对 象。但同时，作为中国人，与屋山的对话让我无比纠结。

屋山参与编撰的历史教科书虽然通过了日本文部省的审定，但在日本全国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采用率，其中包括横滨市的近10万名初高中学生。横滨 市毗邻首都东京，拥有300多万人口和目前亚洲最大的唐人街。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负责通过采用右翼教科书的横滨市教育委员会主席今田忠彦 （Tadahiko Imada）。

2011年8月，正是今田领导的委员会小组决定采用日本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书中以“南京事件”和“军事进攻”取代“南京大屠杀”和“侵略” 等字眼，并且没有提及任何有关慰安妇事件的内容。这一政策在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都曾引起极大反响，横滨市的许多市民团体也公开游行，强烈反对 今田小组的决定。

显然，71岁的今田忠彦对这些反对之声非常介意。与屋山相同，他拿出大量的数据资料来证明他们对于历史教科书的选择有章可循，而不是如反对者 们所说的那样‘试图美化日本战争历史’。今田说，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的历史教育当中，关于耻辱和错误的观念灌输过多，以至于多数日本年轻 人无法为自己的国家，或者作为日本人这个事实感到骄傲。“历史记录中的光明和阴影，我们都应当在教科书中包括进去”，今田的语气十分肯定。

而大屠杀、慰安妇、侵略中国，在今田看来，是细节尚待商榷的历史‘阴影’，于是，在横滨版的教科书中，被逐一淡化甚至略去。

与屋山太郎相比，今田忠彦更加固执，对他的采访进行得并不顺利。我在提问中坚持使用‘大屠杀’和‘侵略’的说法，而今田的每一次回答都会特意 对我的用词予以“纠正”。一度，我们的问答似乎成为针锋相对的辩论，我不得不停下来提醒自己，并明确告诉今田：作为记者，我希望提问，而不是 争论。

南京大屠杀——中日民众之间的情感死结

对南京大屠杀等关键事件根本性质的否定，目前在日本国内还只是少数派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在一定的国际事件背景下，仍然足以成为横亘在中日民众 之间难以解开的心结。

这样的心结，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被成倍放大。

南京城西江东门。纪念馆旧址就建在当年的一个“万人坑”遗址上，累累白骨在纪念馆内仍然清晰可见。进入馆内参观，会首先在昏暗的灯光里走下几 十级台阶，仿佛走进一个巨大的墓穴：黑暗、沉重、压抑。厚重的男声广播在反复讲述着当年那段悲惨的历史。随处可见让人不忍直视的日军屠杀中国 民众的照片，醒目的300,000遇难者人数，还有解说文字中‘恶魔’，‘残害’，‘暴行’等等字眼。我含着眼泪，心跳极快。身边一对参观的 年轻情侣正在略显激动地交谈，‘小日本’、‘该死’这样的词汇不时跳入耳朵。

我看了看在我身后的BBC日本记者大井真理子，显然，她比我更加紧张。这并非真理子第一次拜访大屠杀纪念馆。四年之前她以游客身份独自来到这 里，周围的气氛让她一个字也没有说，不敢说。“我担心，如果在这里被发现是日本人，我会遭到攻击”，她解释说。

我很想告诉她，你多虑了。但身处其中，我的安抚恐怕没有什么说服力。

这次旅程中采访到的许多日本人，包括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都认为多年来在中国的社会及学校中，存在着强大的反日教育倾向。只是从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的陈列方式上得出如此结论，未免太过极端。

在“七七事变”的发生地——北京卢沟桥，我们录制了一场当地小学的升旗仪式及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全程。全校五百多个孩子，穿着校服齐刷刷站在操 场上。他们面前是飘扬的五星红旗，和舞台上抑扬顿挫慷慨讲演的小伙伴们。演讲的内容包括卢沟桥的历史、七七事变的过程，和中国少年的国家责任 等。一切安排的都井井有条，孩子们的演讲响亮而‘正确’。确切的说，他们是在背诵，反复排练之后的背诵。自豪之余，我不免有些疑惑甚至失望。 一度，我很想冲上台去，问问正在演讲的小干部：“你自己到底怎么想？”

中国的历史教育：未曾原谅却走向遗忘

如果说少数日本极端右翼势力在试图颠覆一些历史细节，我们对于历史的忠实记录和传承，又到底做 到了几分？

在上海，淞沪抗日战争纪念馆里空空荡荡。这里记录的是1937年8月开始的‘淞沪会战’（也称‘上海战 役’），历时三个多月，约30万中国军人，4万多名日本士兵死于这场持久战，是双方最为惨烈的对抗之一。最终，中方溃败，但日军 士气也大受打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几乎失控的大肆杀戮。然而，这里的陈列展示方 式与大屠杀纪念馆完全不同。没有广播，没有影像，没有中英日三种语言的文字解说，也没有触目惊心的照片或实物。纪念馆门口的年轻大学生志愿者 态度积极，却无力进行清晰的导览介绍。

上海的另一角，由慰安妇事件研究者苏志良教授自行创办的“中国慰安妇历史资料馆”藏在某大学一栋高层教学楼昏暗的地下室里。十几年时间里，苏 教授走访了中国各地幸存下来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她们中大多数不愿再去回忆那段历史，很多视为耻辱而不愿提及。为数不多的采访资料和实物 证据被保存下来，存放在这个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地下室中。1931年，日军的第一个慰安所就建在今天的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125弄，苏志良和他 的同事们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原址上建立起中国唯一的慰安妇历史资料馆。他告诉我们，经过反复争取，那座老房子在两年前刚刚逃脱被拆除的命运，虽 然不知道梦想几时实现，至少，证据得以留存。

然而，很多当年战争的见证者已经离去。苏教授采访过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淞沪会战中的国民党老兵，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等等，他们中的很 多人在近几年纷纷离世，而他们的故事，还没来得及得到最详尽最忠实的记录。这才是真正的遗憾。

在走出“慰安妇历史资料馆”的一刹那，我突然想起了屋山太郎。他坚持认为‘慰安妇事件’从未发生，并搜集大量资料予以佐证。我希望他能来这里 看一看，但并不确定，之后他的观点是否能得到任何转变。

我也不知道这一次的采访经历有没有改变我的日本同事对中国‘反日教育’的恐惧。但就我所看到的，非但不是强大的反日教育，而是我们对自身历史 的模糊认识，单一的认知观点，潦草的证据研究，以及从这种不自信中产生的愈发浓厚的‘被害者’心态。亲眼见证了南京大屠杀的德国人约翰-拉贝说过：“可以宽恕，但不能忘却”。但必须承认，对于那段历史，我 们并没有学会原谅，却正走在忘记的路上。

以史为鉴

当前中日双方空中海上军事力量的对抗之下，正是两国各自对待历史截然不同态度的互相冲击。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战争，以及之前更长 的历史积怨，对当今中国和日本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很多人的预期。对历史问题的定义与反思也反映在两国的历史教育中，影响着战后至今的几代中日 民众。其中的一些精英人物已经成长起来，并走到两国主流社会政界学界的关键地位。至此，双方在基本价值观上的差别甚至对立已经很难通过外交对 话得以弥补。

这就是为何，在战争结束近70年后，两国的关系仍然时常因为未能解决的历史异议而冻结甚至恶化。

在探访历史的间隙，看到时局的变化，我们也会讨论在种种微妙敏感的争论与博弈过程中，中日双方到底有没有擦枪走火的危险？抛开对和平的共同期 待，我们找不到答案。77年前，北京郊区的卢沟桥事变，虽酝酿已久，但双方国内当时都有制衡战争全面爆发的意向和力量。然而，1937年7月 7日那一声枪响，战争的炮火被全面点燃，似乎只在一念之间。

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