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疫革”的权力控制超过“文革”

就专制者的权力控制而言，时评人长平认为， “疫革”时期的习近平可能超过“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换句话说，今天的“白卫兵”对专制权力的贡献大过当年的“红卫兵”。

 中国国旗的颜色让国家级口罩的设计显得很不高明，嵌入的一块鲜红好像是脸上的一道伤口，但这并不影响习近平和他的随行人员在疫情发生后的首次出国访问期间全程系戴。从新闻照片和视频上看，除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谈之外，习近平在公共场合的大多数时间都戴着口罩。他也没有出席这次上合峰会的晚宴和其他社交活动，据称是为了遵守中国的防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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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其他与会国代表在晚宴等“密切接触”场合几乎都没有戴口罩，但是那些希望领导人出国开开眼界然后回来为疫情管控松绑的中国人可能要失望了。也许习近平接种的真是国产疫苗而且对它的功效心知肚明，也许他真的相信病毒比三年前还要猖獗全世界都应该封城做核酸，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已经跟科学和医学没有多少关系了，“清零”是一场政治运动。

史实证明，毛泽东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跟他是否相信某种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跟“文化”也没有关系，而是利用群众进行权力斗争而搞的一场政治运动。因此，有网民把这场“清零”运动称为“疫情大革命”，把“大白”称为“白卫兵”。

“疫革”与“文革”的比较

  对于历史上发生的悲惨事件，人们普遍希望它已经彻底过去，不可能昨日重现。这些年来，很多人一直在呼吁“警惕文革重来”。这样的呼吁一方面痛心疾首，振聋发聩，另一方面也是认为“文革”已经远去，今天的中国处于不一样的政治环境中。

这就要看怎样定义和解释“文革”了。我曾经说过，“文革”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权力的无序、法治的不彰和愚民的教育，也就是需要控制官僚体系和民众的专制主义。这些因素从来未被允许真正反思，直到今天也仍然存在。因此，根本不用担心“文革”重来，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远离。

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毫无科学根据的“清零”政策下，普通民众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跟“文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期间中国人当然没有基本的人权和自由，但是那些经常参加批斗会的普通民众曾经错误地感觉到自己有。今天那些被牢牢地关在家里挨饿的民众，无论怎样洗脑，恐怕连这种“感觉”也不会有了。

“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的反弹。1962年召开的这次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对“大跃进”及“大饥荒”提出批评和追责，让毛泽东感觉到腹背受敌——官僚体系和普通民众都怨声载道。而在“疫情”之前，通过“反腐斗争”和镇压维权律师等运动，习近平的权力并没有面临这样的挑战。这是“疫革”比“文革”更加可怕的原因——它是专制者在已经充分掌控权力的基础上，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民众进行更加精细的控制和管理的政治实验。

人们之所以会认为“文革”是一场例外，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共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影响。这个决议将“文革”定义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种回避本质问题的狭隘定义，将这场运动特殊化，也就让人觉得历史很难重演。然而，今天的“清零”运动，连这个狭隘的定义也都快要符合了——这也正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某些集团利用的历史灾难。

该决议还将“文革”的时间划定为十年，也会让人以为历史难以重演。事实上，在此前后，很多“文革”研究者对这场运动的时间跨度看法不一，其中不少学者界定为两年或者三年。所谓“十年动乱”，是不同政治运动的组合。在这个意义上说，已经持续三年的“清零”运动，与“文革”也并非没有可比之处。

“改革”与“文革”的互赞

邓小平用“改革”作为篡夺毛泽东指定权力的合法性话语，因此很多人认为“改革”和“文革”是一对反义词，呼吁“改革”就等于反对“文革”。在这方面，习近平政权似乎有备而来，早在2013年就提出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就在习近平本次出访期间，9月15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重新刊发他在2018年的一次讲话的部分内容，题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不少时政关注人士从中嗅到了浓浓的“革命气息”。 

文章引述邓小平的话，“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取消了“改革”与“革命”的对立。而且，它还强调“应该拉长时间尺度”，把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位为在党史上已经超越苏共的“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对于文章特别强调要“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有专家认为这意味着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将大踏步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专制政权能否为所欲为，主要看其对权力的控制程度。从这个意义上看，“疫革”时期的习近平可能超过“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换句话说，今天的“白卫兵”对权力控制的贡献大过当年的“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