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n-Etsu to set up rare-earth smelter in Japan to ease reliance on China

Shin-Etsu to set up rare-earth smelter in Japan to ease reliance on China

TOKYO -- Shin-Etsu Chemical will build a new rare-earth refinery in Japan to achieve mass production of products and reduce reliance on China,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have told Nikkei.

Japan relies heavily on China for both procurement and refining of rare-earth ores. Shin-Etsu will establish a system to secure rare earths from countries other than China and mass-produce products in order to create a stable supply chain for Japanese electric vehicle (EV) makers and other users.

习近平若封锁台湾 中国经济恐遭毁灭性反噬

  

伊朗战争全面爆发后，德黑兰随即切断荷莫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航运，全球逾五分之一石油与液化天然气贸易几乎停摆，国际能源市场也剧烈震荡。如果两岸发生冲突，习近平决定封锁台湾，又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何种冲击？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指出：真正牵动全球经济命脉与中国经济生命线的，并非各界长期关注的麻六甲海峡，而是两岸之间的台湾海峡。一旦台海爆发冲突，除了日、韩、菲等美国核心盟友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最大的经济体竟是中国自己。

这份名为《动荡的海峡：分析南海贸易咽喉》（Troubled Straits: Analyzing Trade Chokepoi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的最新报告，首度扬弃过去着重统计“船只流量”的粗略模型，改以更为精准的“货物实际价值与产业类别”，细致拆解南海连外八大战略海峡的全球贸易依存度。

CSIS指出，南海周边经济体2024年的国内生产毛额（GDP）总计高达24兆美元，占据全球经济总量的22%，南海连外的巴拉巴克海峡（Balabac Strait）、望加锡海峡（Makassar Strait）、麻六甲海峡（Malacca Strait）、民都洛海峡（Mindoro Strait）、龙目海峡（Lombok Strait）、吕宋海峡（Luzon Strait）、巽他海峡（Sunda Strait）与台湾海峡（Taiwan Strait）等八大水道，合计承载了将近6.4兆美元的货物（此数据并未排除跨越复数海峡的货物）。

在这八大海上隘口中，麻六甲海峡与台湾海峡的战略地位遥遥领先。2024年，这两座海上咽喉各自转运超过2.4兆美元的货物价值，两者分别独占全球海运贸易量的21%，各自掌控全球总贸易量高达10%的经济命脉。CSIS指出，今年以来伊朗在荷莫兹海峡的封锁行动，使得各国重新深刻意识到，控制关键航道所能发挥的巨大战略杠杆，类似的阴影如今也正笼罩着南海。

数据戳破北京战略弱点：动武将陷入“自我封锁”困境

长期以来，北京决策层始终被“麻六甲困局”的阴影笼罩。时任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2003年曾提出警告，忧心“某些大国”战时将全面封锁麻六甲海峡，扼杀中国的能源与原料输入，这项恐惧也催生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战略。不过CSIS的最新分析，却点破了北京决策层不愿面对的事实：中国真正该恐惧的，其实是“台湾海峡困局”。

202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经由麻六甲海峡的贸易额约为9,630亿美元（约占进口总额的21%、出口总额的14%）；与此同时，经由台湾海峡的中国双边贸易额却飙升至近1.3兆美元，比麻六甲海峡高出将近33%。台湾海峡承载了中国高达33%的进口总额，若将统计限缩在“海运进口”，比重更达到惊人的58%。举凡石油、煤炭、天然气、各类金属与矿砂等支撑中国工业运作的命脉原料，多数必须通过台海。此外，中国也有高达16%的出口物资必须循台海运往全球。这也意味着，北京对台动武若导致台海航运中断，自身经济也将陷入大规模断流。

不仅防范外海封锁，台湾海峡对中国而言，还隐藏着一项鲜为人知的“内贸海运”功能。CSIS指出，大量中国籍船只长期仰赖台海航线，将深圳、广州等南方科技重镇制造的成品，北运至上海、宁波乃至天津等北方大港。一旦台海因冲突断航，中国航运业者与货主虽然可企图改走内陆公路与铁路网络，但广州到天津的陆运成本高达海运的三倍之多。短时间内将庞大海运量全数强行挤进内陆物流体系，势必诱发连锁性的内陆物流瘫痪，对内部供应链带来毁灭性打击。

这种对于海上命脉中断的集体焦虑，其实普遍存在于北京高层心中。CSIS特别揭露，今年5月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与新加坡外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会晤时，尽管当时正值伊朗战争导致荷莫兹海峡大乱，王毅仍主动在会谈中抛出麻六甲海峡议题，坦言维持关键航运通道畅通是“各国的共同愿望”。

美国本土冲击有限，亚洲盟友面临“芯片与能源”双断链

相较于中国因为台海封锁深陷泥淖，美国在南海咽喉的直接曝险程度相对有限。2024年，美国透过麻六甲、台湾及吕宋海峡的贸易量，分别仅占其贸易总额的3%至4%，且经由台海及吕宋海峡的贸易主体多为美中双边贸易，一旦台海开战，这部分贸易本就会因敌对状态而宣告中断。

不过南海或台海一但遭到封锁，真正的地缘政治风险在于美国的亚洲核心盟友一方。2024年，日本、南韩与菲律宾经由台湾海峡的贸易额合计高达7,550亿美元，远远超越经由麻六甲海峡的4,740亿美元。

CSIS指出，身为海岛国家，日本对台湾海峡的依赖程度高得惊人：台湾海峡承载日本总贸易量的28%，麻六甲则为18%。两者对日本的战略功能各有侧重，经麻六甲进入日本的货品中，高达64%属于石油与天然气等燃料矿产；经由台海的同类能源仅占44%，不过台海对日本无可取代的战略意义，则是高达四分之一（25%）的电机、机械与半导体等科技进口。

如果南海航运不通，南韩的处境同样极为严峻，台海与麻六甲分别占其总贸易量的22%与13%。若单看生存命脉的能源进口，南韩经麻六甲的能源占比高达78%，通过台海者高达64%；菲律宾则因卡在南海中心，对南海八大咽喉皆有极高依存度，其中同样以台海与麻六甲海峡为最。

正因利害攸关，日韩菲领导人近来对中国在台海与南海的动作频频表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答询时便公开警告，中国若动用武力介入台海，恐将符合日本动用“集团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此言一出，北京当局随即对日本发动灰色地带与经济施压，稀土封锁与管制更是节节升高。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Ferdinand R. Marcos Jr.）今年5月也直言不讳，表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基于地缘邻近性，菲律宾“势必被卷入其中，或者至少深刻感受到其波及效应”。

港口与能源高度集中西岸台湾战略处境极度脆弱

对于台湾而言，台湾海峡的重要性更是生死攸关的存亡线。台湾能源几乎全数仰赖海运进口，尤其全台绝大多数的海运物资高度集中在西岸进口、直接面向台湾海峡，光是坐落于台湾海峡侧的高雄港与台中港，就承载了全台高达72%的进口量。CSIS指出，北京一旦采取军事封锁或者非军事的“隔离”（quarantine）手段，将对台北施加极大压力。

在这份报告中，澳洲被视为一个奇特的“地缘异数”。与全球多数经济体高度依赖麻六甲或台海不同，澳洲最核心的命脉是连接苏禄海与南海的民都洛海峡（Mindoro Strait）。2024年，这条在国际上相对低调的通道，吞吐了澳洲高达34%的出口与26%的进口，台海在澳洲仅排第二、麻六甲海峡甚至落居第四。

这与澳洲作为原物料出口大国的结构密切相关。铁矿砂、液化天然气、石油与煤炭占了澳洲出口总额高达57%以上。这些货物多从伯斯（Perth）等澳洲主要港口出发，途经南海运往中国、南韩与日本。这导致澳洲在南海次要海峡中呈现近乎垄断的地位：2024年，光是澳洲一国的出口物资，就包办通过龙目海峡（Lombok Strait）总贸易额的88%、望加锡海峡占61%、民都洛海峡占44%。大洋洲邻国如纽西兰与索罗门群岛，则分别有16%与41%的贸易高度仰赖吕宋海峡（Luzon Strait）进出中国。

引人注目的是，南海咽喉的紧缩效应更向外辐射至千里之外的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卡达、沙乌地阿拉伯与阿联等波斯湾产油国（中东国家虽位于赤道以北，常被列入“全球南方”国家范畴讨论），2024年就有超过40%的出口，必须通过麻六甲海峡输往亚洲市场。

在东非，主要向中、韩出口锌矿与铜矿的发展中国家厄立特里亚（Eritrea）处境最为极端——其高达90%的出口、70%的总贸易量全数压在麻六甲海峡上，依存度居全球之冠；吉布提、衣索比亚与肯亚亦有超过四成进口经此海峡。刚果民主共和国则是少数的例外，因受限于西非大西洋岸的地理位置，货物多绕过好望角跨越印度洋，借道巽他海峡而非麻六甲进入南海，导致经过巽他与台海的贸易占比过半，经由麻六甲运输者仅剩8%。

绕道澳洲南端：供应链中断的跨洋连锁代价

为了说明麻六甲海峡航运中断的经济代价，CSIS以一艘自波斯湾出发、前往中国青岛港的油轮为例，说明常规航线一旦受阻，几个可能的替代方案都将大量垫高运输成本：

替代方案一：麻六甲封锁时，改道吃水较浅的巽他海峡，但“超大型油轮”（VLCC）因吃水限制无法通行。

替代方案二：若巽他海峡亦无法通行，船只必须向东绕行龙目海峡，再北上穿过望加锡海峡。此路线将使航行天数与油耗成本显著增加。

替代方案三：当上述通道全数瘫痪，船只将被迫彻底绕道澳洲南端，再从菲律宾东侧的太平洋水域北上东亚。这将复制类似红海危机时商船绕道好望角的命运，导致全球保费飙升、运能紧缩，进而诱发严重的全球性通膨。

此外，在2025年上半年，麻六甲海峡坐拥全球高达29%的海上石油贸易量，使其稳坐全球最繁忙海上油道宝座，重要性更甚荷莫兹海峡；至于高科技供应链，2024年转运通过台湾海峡的电子与机械物资价值更直逼9,860亿美元，比麻六甲海峡足足高出1,030亿美元。

CSIS的报告以2023年叶门叛军“胡塞武装”（Houthi，又译“青年运动”）在红海袭击往来商船为例，当时多数船只被迫放弃苏伊士运河绕道非洲好望角，直接导致欧洲至阿拉伯海的航程从19天暴增至34天，造成燃油成本与保险费率飙升，全球运能因此紧缩，更引发全球性通膨。

CSIS更警告，南海一旦因为台海或主权争端爆发冲突，其所引发的全球供应链骨牌效应，规模与惨烈程度都将远胜当年的红海危机。CSIS指出，尽管麻六甲海峡名目上的总贸易额微幅领先台湾海峡，但若将数据放大至国家与产业级别，就能看出包含台湾、日本、韩国、菲律宾在内的第一岛链地缘风险，其实全都与台湾海峡紧密相连，就连试图并吞台湾的中国自己，也无法从这场经济自残的连锁效应中幸免。

伊朗最高领袖失踪背后权力已易手

 

 伊朗最高领袖失踪背后权力已易手 

哈梅内伊的国葬正在德黑兰举行，但伊朗的事情就这么拧巴且尴尬，最该出席国葬的核心人物还就是不能露面。

7月4日是灵柩安放与家族守灵，5日是全阶层大合祷。所以，对于哈梅内伊的次子、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来说，即便4日不出现，5日也必须现身，但事实是，穆杰塔巴神隐了。

在东方和中东的政治威权文化中，新王在老王的葬礼上亮相，具有无可替代的“法统合法性”意义。这不仅是向民众彰显正统，更是对“国际敌对势力”释放“新政权已牢牢掌控大局”的强人信号。

但如此重大的历史性时刻，穆杰塔巴却再度“人间蒸发”。

自今年年初美伊冲突加剧、德黑兰数度遭遇空袭以来，这位新任最高领袖就从未公开露面。所有的最高指令、人事任免、外交表态，全部通过文字或者中间人代为转达。

灵柩在，哭声在，唯独新最高领袖不在。

这场极具戏剧性的“缺席”，无异于在德黑兰的核心权力圈引爆了无声的政治地震。国际情报机构和主流媒体的目光瞬间从哀悼仪式本身，转移到了一个更具战本地缘政治分析价值的黑箱疑问：

新领袖究竟去哪了？在当前美伊和谈与海峡摩擦并行的战时状态下，究竟谁在真正统治伊朗？

作为国家最高统帅，穆杰塔巴宁可承受“打破法统政治传统”的舆论代价也要选择隐形，这在技术和安全层面上，透露出两种极具危险性的内幕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高悬在德黑兰头顶的“定点清除”与“斩首”达摩克利斯之剑。

当前局势正处于一点即燃的紧绷状态。就在前一天，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大庆，总统川普在深夜的国家广场发表了充满火药味的独立日演说，直接将美伊军事冲突作为其核心政绩。而今天，英国和法国更宣布准备部署一支多国军事特遣队，开往霍尔木兹海峡以应对伊朗的警告。

以色列的情报网络此前已多次证明其在德黑兰“定点清除”的渗透能力。从2024年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遇刺，到今年年初哈梅内伊被空袭斩首，无一不在彰显着肉体层面的毁灭威胁。

作为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知自己是对方情报机构名单上的“头号标靶”。在战时状态下，彻底进入极深的隐蔽堡垒、切断所有外界视线，是保存政权指挥核心的理性选择。然而，这种理性背后透露出的，却是极致的狼狈与被动——一个连自己父亲的葬礼都不敢露面的领袖，如何向外界展示其掌控国家的绝对自信？

第二种可能性，则指向了更为隐秘的身体状况：2月空袭留下的“未愈重伤”。

国际情报界长期流传着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否认的传闻：在今年2月那场针对哈梅内伊家族核心层驻地的定点空袭中，受袭的不仅是老领袖，当时身在现场的穆杰塔巴同样身受重伤。

如果这一传闻属实，就能完美解释为什么他在3月继位时没有公开的宣誓画面，为什么在过去数月里没有任何一段他的原声讲话录音或视频流出，以及为什么今天他无法站立在父亲的灵柩前。在威权体制中，领袖的身体健康等同于政权的生命线。如果新最高领袖无法以一个健康的“政治强人”形象示人，他的公开亮相反而会戳破政权强硬的外壳，引发国内更大的政治波澜。

无论是出于对“斩首”的恐惧，还是因为肉体上的重创，穆杰塔巴的“隐形统治”都正在给伊朗国家带去一个致命的系统性副作用：权力的代理解释权。

当一个国家的至高无上者只能通过文字、中间人和影子来传达指令时，权力的中枢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悄然漂移。

在伊朗独特的“神权加军事”统治结构中，最高领袖是神权的化身，而伊斯兰革命卫队则是政权的强力后盾。哈梅内伊在位时，凭借其执政数十年的绝对威望和宗教资历，能够牢牢压制住革命卫队的庞大野心，让军队甘为爪牙。

但穆杰塔巴不同。虽然他过去十年通过掌控情报系统和卫队内的强硬派系，为自己铺平了接班之路，但他缺乏父亲那样的宗教法统威望他甚至未获得什叶派最高宗教阶层的广泛承认。

如今，伴随着他的肉身隐形，体制内部出现了一个长期的“信息中转站”。当穆杰塔巴通过文字下达一道模糊的战时指令时，谁负责接收？谁负责解释？谁负责执行？

答案只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层将领集团。

由于领袖无法亲自主持高级军事和政治会议，由革命卫队高级司令官、情报局长以及关键神职官僚组成的“战时非正式协调委员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伊朗的“摄政王”。

这种改变是根本性的。它意味着伊朗正在经历一场隐性的体制蜕变：政权的核心轴心，正在从纯粹的“神权政治”向“军人集团治国”发生实质性倾斜。

今天国葬期间的一个细节颇具玩味：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们不仅全权负责了整个国葬的安全与流程，甚至在媒体面前发表了比以往更加强硬的政治宣言。这不仅是演给外敌看的，更是演给国内各派系看的——在领袖隐形的战时阶段，革命卫队才是这个国家的“钢筋铁骨”。

这种军人集团的实质性“摄政”，让本就复杂的伊朗内政陷入了更深的迷局。体制内的传统建制派、老臣如拉里贾尼家族、以及隐藏在水面下的务实派，正在被急速边缘化。一个完全由革命卫队主导的战时内阁，其决策逻辑必然会走向更加激进和不可预测的极端。

国际外交谈判的核心在于“政治信用”的兑现。当美方或欧方的谈判代表坐在椅子上时，他们必须确保对方签署的协议能够得到伊朗最高层毫无保留的执行。但现在，华盛顿的情报分析家们会得出一个极为危险的结论：当前的德黑兰处于战时指挥链存疑的虚弱期。

这种研判将直接导致两个结果：在谈判桌上，川普政府绝不会做出实质性让步，反而会提出更加苛刻、甚至近乎羞辱性的条件，因为他们认定“隐形的新王”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在战场上，西方和以色列可能会加大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区域的军事挑衅与试探，用局部的炮火来测试德黑兰战时指挥系统的反应速度。

老哈梅内伊的物理落幕，本应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但穆杰塔巴的缺席证明，旧的强人时代虽然走了，新时代的掌权者却连面孔都无法展露。这正是当前伊朗的巨大权力迷局：面对谈判，走得踉踉跄跄，前路充满未知风险。

卢比奥国务卿终止了古巴共产党外国影响力行动人员的身份

 

在7月4日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提到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共产主义，并表示，共产主义在美国不会成功。川普政府其实早已经开始了反共清洗。7月1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指出，卢比奥国务卿终止了古巴共产党外国影响力行动人员的身份，三人已被拘留，等待被遣返。

美国国务院7月1日发布公告宣布，国务卿卢比奥已终止卡洛斯·安东尼奥·洛加·多明格斯（Carlos Antonio Lloga Dominguez）的合法身份。多明格斯现已被拘留，等待被驱逐出境。

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Thomas Pigott）表示，多明格斯在美国从事外国颠覆活动超过十年，是古巴共产党政权的主要影响力，并为古巴在美国的情报机构服务。

国务院发言人在公告中指出：“洛加·多明格斯在古巴人民友好协会（ICAP）工作超过十年。在他居住在美国的整个期间，他一直与跨国共产主义颠覆网络保持联系。”

今年6月，国务卿卢比奥根据第14404号行政命令将古巴人民友好协会列入了制裁名单，理由是该协会是古巴情报和影响力的核心聚集点，其行动范围涵盖150多个国家的2000多个组织。

多明格斯目前已被美国联邦政府拘留，等待与他的妻子和儿子一起被遣返回国。

公告还指出，古巴人民友好协会与古巴情报人员有着长期而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其现任主席费尔南多·冈萨雷斯·略尔特（Fernando González Llort）是一名被定过罪的古巴间谍，曾因参与“黄蜂网络”（Wasp Network）间谍活动而在美国服刑15年。

公告表示，古巴人民友好协会与古巴共产政权密切合作，在美国散布恶毒的反美宣传，拉拢亲古巴政权的活动人士和政客，并代表古巴独裁政权游说美国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客。该组织还致力于促进古巴与美国激进团体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并利用美国极左翼势力将古巴的共产主义革命输出到美国。

公告最后警告巴共产主义活动人士，美国不会成为古巴共产政权暴徒的栖身之所，并让这些人散播宣传或进行海外影响力活动。 古巴人民友好协会的所有财产均已被冻结，任何参与其反美颠覆活动的外国公民都将被驱逐出境。

魏德尔成功连任 称AfD要成为“新的人民党”领导德国

 
魏德尔成功连任 称AfD要成为“新的人民党”领导德国


目前民调支持率第一的德国选项党（AfD）主席魏德尔周六在埃尔福特举行的党代会上成功连任，并为其政党提出了领导德国的主张：“我们是新的人民党。” 据报道，AfD欲修订“不相容名单”规则，以放宽入党限制。

魏德尔周六（7月4日）在埃尔福特举行的AfD德国选项党党代会上表示：“德国选择党愿承担责任，因为我们、德国人、德国理应得到良好治理。”她称该党如今已成为“联邦层面的政治风向标”。在许多联邦州，该党已是“第一大党或第二大党”。

她表示AfD不会因其他政党的排斥而受到干扰。“我们会走自己的道路，” “随他们去吧，而他们将大吃一惊。”这位党魁强调，AfD党员人数在三年内从3万增长到7.5万。“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突破10万，”她说，“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变得庞大而强大。”

“你们打不倒我们！”

魏德尔指责其他政党“以仇恨和煽动”对待AfD：“你们不会打倒我们，恰恰相反，我们会越来越强大。”她严厉批评执政党：“基民盟是在进行反德国、反德国人民、反国家利益的政策。”她称社民党曾经是“骄傲的工人党”，如今“正在悄无声息地从德国政党史中消失”，并称其为“背叛工人和劳动者的政党”。
德尔与克鲁帕拉于党代会上再次双双当选党主席图像来源: 

AfD欲修订“不相容名单”规则 以放宽入党限制

据德新社报道，AfD欲重新调整其党员接纳规则。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党内官员希望今后只有那些曾以暴力方式追求极端主义目标的人才会被排除在党外。

魏德尔在埃尔福特联邦党代会上提议，新一届党领导层应重新审查所谓的“不相容名单”（Unvereinbarkeitsliste）。

AfD党内部分代表撤回的一项动议里建议显著放宽入党限制规则。该提案由多名党内重要人物支持。 根据提案，只有那些其组织纲领明确以废除议会民主、建立独裁制度为目标，并且通过系统性、积极斗争手段，尤其是暴力手段来推进这些目标的团体，才应被视为极端主义组织。同时还提议引入“十年追溯期限”：如果某人加入被AfD认定为极端组织的时间已超过十年，则仍可被允许加入AfD。

“同心同德”：AfD联合主席强调党领导层团结

党代会上，AfD联合主席克鲁帕拉强调党内团结。他表示其与魏德尔的双重领导是“德国政坛罕见的成功组合”。

“我们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将同心同德。”“一颗为德国跳动的心，一个为德国而活的灵魂。”他表示，这种团结也应延伸至整个国家：“先是国家，其次是党，最后才是个人。”

克鲁帕拉反驳外界关于党内权力斗争的报道：“有人幻想所谓的权力斗争和摊牌，但事实是：我们的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并称即将离任的领导层是“党史上最成功的一届”。
AfD一路狂飙 “防火墙”还能挡住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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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开姆尼茨的政治学教授本杰明·赫内（Benjamin Höhne）表示：“魏德尔是战略核心，将自己塑造成AfD中铁娘子形象，并也有意与联合党首克鲁帕拉形成区分：克鲁帕拉用工人阶层式语言讲话，更容易被非大学教育背景的人接受。”
悖论式政治人物魏德尔

魏德尔与克鲁帕拉于党代会上再次双双当选党主席。法新社评论称魏德尔在以男性主导的德国选项党中地位稳固，这在该党历史上实属罕见。AfD联邦议院党团中女性仅占13%，15人组成的联邦执行委员会中，她是唯一的女性，且还是同性恋者。

赫内指出，在魏德尔的领导下，AfD近年来“经历了一个激进化过程”，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右翼极端主义世界观”。

AfD常将魏德尔作为某种“门面论据”，试图以此证明其党不具歧视性：因为“一个有女同性恋党魁和总理候选人的政党不可能歧视他人”。

赫内对此并不买账：“尽管在性别观念上，即使是极右翼政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如果AfD的极右翼意识形态完全占据主导，那么自由主义的苗芽也可能枯萎，伴随的将是公开的同性恋敌意以及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回归。”
德国东部 为何右翼政党尤其强势？

身为同性恋却伤害LGBT群体：“披着羊皮的狼”

关于魏德尔同性恋身份，赫内指出这体现了AfD的“双重标准”：“平等从来不是AfD的议题，对LGBT群体的攻击在该党很常见。”

魏德尔曾表示：“我不是酷儿，我只是和一位认识20年的女性在一起。”

绿党联邦议员、LGBTQ政策发言人尼克·斯拉维克（Nyke Slawik）对法新社提出更尖锐批评：“她就像披着羊皮的狼。”她认为魏德尔对酷儿群体的伤害非常严重：AfD“积极反对社会对同性伴侣的接受。” “在德国许多LGBT群体看来，魏德尔不仅不代表他们，还贬低为婚姻平权而斗争的人。”

英国制裁7人两家机构涉嫌毒害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

英国制裁7人两家机构涉嫌毒害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


英国周一宣布制裁七名个人和两家研究机构，这些个人和机构被指与俄罗斯的化学武器计划有关，并涉嫌参与研发用于毒害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的毒素。
 

英国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这次的制裁行动针对俄罗斯两大主导化学武器研发的科学研究中心，以及参与生产有毒化学物质的关键个人。

被制裁的机构包括俄罗斯国家科学研究院以及军事医学科学研究与测试研究所（GNIII VM），受制裁个人则包含这两家机构的负责人与技术专家。

俄罗斯反对派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于2020年在西伯利亚的一次飞行途中突发重病，西方实验室认定，他接触了“诺维乔克”（Novichok）神经毒剂因而中毒。

克里姆林宫否认了有关俄罗斯国家利用箭毒蛙毒素杀害纳瓦尔尼的指控。

欧洲五国认定俄罗斯应为纳瓦尔尼之死负责

俄罗斯被指“反复使用”化学武器

英国政府周一表示，部分受制裁人员参与了“诺维乔克”毒剂及埃皮巴替丁（Epibatidine）的研发。伦敦方面称，正是埃皮巴替丁这种剧毒化学物质被用于针对纳瓦尔尼的袭击。

外交大臣库珀（Yvette Cooper）表示，俄罗斯“反复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并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

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未立即回应路透社就新制裁措施置评的请求。

“诺维乔克”是苏联时期研发的一类军用级神经毒剂。该毒剂曾被用于2018年在英国索尔兹伯里针对俄罗斯前双重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Sergei Skripal）及其女儿尤利娅（Yulia）的投毒袭击。父女两人经抢救幸运脱险。但此次袭击导致一名平民因接触到一个丢弃的毒剂容器而不幸身亡。

越南如何摆脱“假冒奢侈品全球枢纽”标签

越南如何摆脱“假冒奢侈品全球枢纽”标签

 今年稍早，越南警方突击搜查胡志明市郊区两座不起眼的仓库时，查获超过2.3万双印有耐克（Nike）、爱迪达（Adidas）、Crocs和古驰（Gucci）标志的拖鞋。

然而，这些品牌与仓库毫无关联。这些拖鞋全都是仿冒品。

此次行动查扣价值20亿越南盾（7.61万美元；51.6万元人民币；244万元新台币）的货物，是打击一个数十年来公然蓬勃发展的黑市产业行动之一。

距离该处仅30公里外，在胡志明市旅游区的一个跳蚤市场，相同款式的仿冒拖鞋——仿制自海外零售价高达900美元的产品——每双售价最低仅30美元（204元人民币；962元新台币）。

与这些商品一同陈列的还有琳瑯满目的其他假货：货架上摆满了“香奈儿”（Chanel）手袋、“普拉达”（Prada）T恤和“劳力士”（Rolex）手表。

越南被广泛视为廉价奢侈品仿制品的全球枢纽，也是全球一些规模最大的假冒名牌市场所在地。

如今，在日益增加的国际压力下，当局正积极试图摆脱这一名声。

5月7日，越南政府在全国展开打击侵犯知识产权产品及行为的行动，包括假冒商品、网路盗版及商标侵权等问题。

这并非新措施。越南当局长期以来经常高调查处贩售盗版及仿冒商品的商贩，以显示其正在应对国内普遍存在的地下经济活动。

但在最近几周，相关执法行动已明显升级。
前景中悬挂着印有 Polo、GAP、Prince 等品牌标志的帽子；一旁是一名身穿蓝色西装外套、头戴草编越南斗笠（nón lá）的女子。

，美国政府将越南列为全球侵犯知识产权权利情况最严重的国家。

“执法已变得更加严格，”胡志明市热门街市西贡广场（Saigon Square）的一名服装摊贩阮竹（化名）说。

她刚以17美元售出一件罗意威（Loewe）T恤的仿制品，而正品售价通常约为500美元。

她解释说：“当局不时会发起打击假冒商品的突击行动，但通常主要针对价值较高的商品，例如名牌手袋或行李箱。市场稽查人员会带着摄影团队到场，没收部分店舖的货品，之后一切便会逐渐恢复原状。”

但这次不一样。

这场打击行动背后有国际因素推动——最显著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针对被认为损害美国利益的国家所发起的贸易战。

今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的一份报告将越南列为“重点海外国家”（priority foreign country），理由是其“长期未能解决有关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的持续性问题”。这是13年来首次有国家被列入这一级别名单。

报告同时将越南列为全球侵犯知识产权情况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新一轮关税威胁，越南当局承诺，5月份查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数量将较去年同期增加至少20%。

其中一个主要执法重点是阮竹工作的西贡广场，以及邻近的滨城市场（Ben Thanh Market）。这两处大型市集被认为是越南最大的仿冒商品集散地之一。

5月中旬，在一连串突击检查后，当局从这些市场查扣仿冒商品，并开出总额超过1.9万美元的罚款。

然而，早已习惯警方关注的当地商贩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阮竹说：“通常在稽查人员到来之前，这里会有人吹哨示警，提醒大家。”

她补充说，即使在近期一连串突击搜查后，“生意仍在继续”。

“有些店舖减少展示带有品牌标志的商品，但库存仍放在后面。”

越南大部分仿冒商品的供应链都可追溯至其北部边境另一侧的中国，这些商品在当地制造。越南批发商会挑选、采购并大量进口他们认为容易在本地市场出售的产品，再分销给较小规模的商家。

与中国地理位置接近，成为越南蓬勃发展的仿冒品产业的重要优势。另一方面，即使是欧洲知名品牌，也经常依赖亚洲生产制造。无论是在中国预先裁切的皮革，还是在越南进行的缝制工序，这些材料与技术几乎无可避免地流入区域黑市。

这股供应来源已被证明难以切断，但越南政府将近期的执法行动形容为成功。据报，在5月最后三周内，当局共处理超过1400宗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尽管部分市场摊位已暂停营业，但对另一些商贩而言，一切仍照常运作。

然而，美国持续加大施压力度。

5月底，美方启动一项调查，以确定越南未能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不合理”做法，并对美国商业利益造成损害。

越南当局随后亦进一步收紧执法。

6月10日，清化省警方捣破一个制造及销售逾1万件假冒珠宝的犯罪集团。这些仿冒品模仿宝格丽（Bvlgari）、卡地亚（Cartier）、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及蒂芙尼（Tiffany & Co.）等品牌，据估计为该集团带来约114万美元非法收益。

胡志明市及河内的部分市场摊位已被勒令停业，警方亦突击搜查仓库、服装店及运动鞋商店。

不过，当地社会对这场打击行动看法不一。虽然措施似乎迫使部分商贩结束营业，但也有人希望能从中受益。

阮氏（Thi Nguyen）在胡志明市及大叻经营多家店舖，自行设计、生产及销售服装。在她看来，仿冒产业不仅侵犯像她这样设计师的知识产权，也“令越南零售市场变得混乱，甚至有些可笑”。

她表示，顾客愿意花75美元购买看似真品的名牌仿制洋装，却会对价格只有一半左右的订制服饰提出抱怨——“即使那是使用优质布料并经过精良剪裁制作而成”。

她说：“越南并不缺少技艺高超的裁缝与手工刺绣工匠，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受到忽视，无法获得应有的收入。”

“不少人最终转而到生产仿冒商品的工厂工作。”

如今，随着这些贩售仿冒品的商家被迫停业，她正准备进一步投资自己的业务，并提高售价。

她表示：“在一个更加干净、透明且公平的营商环境中经营，我感到更有信心。这其实无关胜利者或失败者，而是要恢复公平，让正与误、真与假各归其位。”
越南警方经常查缉贩售盗版及仿冒商品的商贩，但这个市场始终难以根除。

但也有人对此并不满意。

居住在岘港的上班族辉（Huy）是仿冒服饰的忠实买家，最常购买的是足球球衣和鞋类。

他表示：“逮捕商贩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无法彻底杜绝仿冒商品，而我仍然能轻易买到它们，我就会维持原本的消费习惯。”

辉表示，他偏好购买仿冒品，因为它们“便宜、方便，而且容易买到”。

像他这样的消费者在越南构成一个相当庞大的市场。越南约60%人口居住于农村地区，平均月收入仅约225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打击廉价仿冒品的行动，可能使许多本地消费者被排除在市场之外。

法国SKEMA商学院（SKEMA Business School）副教授陈氏清香（Thi Thanh Huong Tran）在越南长大，专门研究道德消费议题。她认为，越南仿冒市场之所以蓬勃发展，背后有其经济现实因素支撑。

她说：“即使（越南民众）知道那是假货……在他们无力负担正品的情况下，这对他们而言就是最合适的选择。”

“而且这能让他们感到开心，所以他们会想：‘为什么不呢？’”

陈氏清香认为，奢侈品牌消费者与购买仿冒品的人之间“并没有重叠”，因此国际奢侈品牌可能蒙受的收入损失其实微乎其微。

她表示：“即使没有这些仿冒商品，低收入消费者原本也不会购买正牌产品，因为他们根本负担不起。”

“而且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手袋。”
2024年2月27日星期二，在越南河内市中心的Trang Tien Plaza高级购物中心内，可见范思哲（Versace，左）与古驰（Gucci）的广告。

许多越南民众无力负担或难以取得正牌设计师品牌服饰。

当然，当地民众并非唯一的顾客。

阮竹表示，她的大部分顾客都是外国人，而一些最知名的仿冒品集散地也位于热门旅游区。

然而，陈氏清香及其他专家认为，当局几乎没有机会彻底消灭越南的仿冒品市场。

制造商与销售商早已开始寻找规避知识产权法规的方法，包括修改产品设计或品牌名称，例如将 Nike 改成 Mike。

她解释说，关键在于尽可能接近法律界线而不真正越界：透过对设计作出足够改动来避免法律责任，同时保留原品牌在美学风格、品质及品牌联想上的特征，以吸引消费者。

这类做法长期以来一直保护商贩免受执法打击。即使政府的整顿行动令经营变得更加困难，那些生计依赖这个产业的人仍会设法寻找新的方式，让它继续存在。

陈氏清香说：“你无法将它彻底消除。”

“无论政府推出什么法规或采取什么行动，人们都会找到方法绕过限制并继续经营，因为消费者的需求始终存在⋯⋯只要有需求，当然就会有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