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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在华商会主席的伍德克（Jörg Wuttke）专访：以关税应对中国产能过剩
德国总理默茨访华期间，强调中国作为伙伴。但中国的产能过剩也对德国的工业和就业岗位带来冲击。曾任欧盟在华商会主席的伍德克（Jörg Wuttke）认为，欧洲须采取防御，通过关税措施予以回应。
德国政府此前的对华战略中，将中国列为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请问当前情况下，中国更多是伙伴、竞争者还是对手？
Jörg Wuttke：我觉得这一三重定性是适当的。比如，在气候保护中，我们是共同合作的伙伴。在全球市场以及中国、欧洲市场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国是专制体系，我们则是民主自由制。我认为，伙伴、竞争者和对手这一排序也是适当的。
默茨此次访华期间，似乎降低了将中国视之为“对手”的声调，而强调伙伴关系。原因何在呢？
Jörg Wuttke：这我也无从得知。当然，中国完全不喜欢“对手”这个词，也否认“制度对手”的说法。他可能因此降低了声调，而称中国为伙伴和竞争者。
对德国来说，有多需要中国作为伙伴？
Jörg Wuttke：首先我们需要中国作为供货商。中国生产优质产品，从光伏电池板到电子产品，如手机。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中国作为第三方参与调解冲突，比如乌克兰战争。双方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如果中国能够作为伙伴，理解在我们边境的这场战争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那就更好了。
过去德国向中国出口大量机械设备等，双方是共赢的经济关系。如今是如何转变为竞争关系的呢？
Jörg Wuttke：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德国是理想的供货商。无论是化工、机械还是技术，比如建立汽车工业的供应链。大陆集团、博世等都在中国大举投资。
但如今的问题是，这些公司以及大众、宝马、奔驰都在中国生产，越来越少地需要从德国进口。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向电动汽车的转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技术水准逐步升级。甚至可以说，中国几乎不再需要德国。
可能还有一些德国制造的设备不可替代。但大企业已都在中国生产，而且向德国出口。所以，虽有德国品牌之名，但是在中国制造的。
另外一个过去六、七年来的问题是汇率。欧元大幅升值，人民币大幅贬值。人民币贬值幅度达40%，这是无法与之竞争的。因此对华出口也大幅减少。
在其它市场上，我们也面临中国企业的挑战。他们不但有生产优势，而且有人民币贬值的优势。
因此两国间的贸易愈加不平衡。
Jörg Wuttke：是的，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如今已达870亿欧元。15、20年前，我们还曾对华有贸易顺差。
正如学者傅洛达（Andreas Fulda）著述所言，德国大企业在中国全面生产，其实是有违德国的国家利益的。
Jörg Wuttke：是的，这些企业的利益与政府或工会的利益方向有分歧。比如，在合肥生产大众汽车，对大众品牌、对股东而言，肯定是件好事，但对沃尔夫斯堡（编者注：大众德国总部）的就业岗位而言，就不是好事了。
不过，与此同时，大众、宝马和奔驰也在中国学习从燃油车向电动汽车的转型。中国在这方面有成熟的体系。因此，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常称中国为“健身房”，可以学习、了解那里的供应链体系。
还有一个话题是中国的产能过剩。
Jörg Wuttke：是的。我在担任欧盟商会主席期间，曾多次发布相关主题的报告。结论都是相同的。中国通过“计划”进行生产，总是以生产过剩为结局。这是体制性的，因为三十多个省级行政区都在搞“复制”，并且大部分是使用国家资金。换句话说，这些不是私有企业，没有利润就会宣告破产。这些企业是靠国家的资金维系下去。因此今天在中国仍有140个汽车品牌。
产能过剩在与其它国家的贸易中带来问题。但对中国国内来说更糟。没有谁盈利，都在疯狂上马，都想分得一杯羹。
因此，我们在欧洲必须采取防御，通过关税予以回应。特别是针对汇率问题。如果一种货币贬值30-40%，必须看是否采取关税措施。如今全球已经有55个经济体对中国的钢铝采取了关税措施。
目前欧洲面对中国还有哪些筹码？
Jörg Wuttke：如果每五个运往欧洲的集装箱，只对应一个运往中国的集装箱， 那么（欧洲）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筹码。因此，不是说要惩罚中国，而是保护本土的工业。所以才有关于关税的讨论。其它的筹码我们几乎没有。
我在向德国总理提供简报的时候也提到，应邀请中国企业来欧洲投资。中国企业应在欧洲创造就业岗位，进入我们的供应链，特别是数字、电动汽车领域。不过，德国作为投资地点，确实存在过度监管、成本高等问题。我的一个建议是，吸引中国成功的企业家来德国落户。每年有15000个百万富翁因政治原因或担心受到税务追缴而离开中国。但他们会去东京、新加坡、迪拜，而不会来德国。应积极吸引他们前往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