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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版《国防动员法》建立支撑大规模战争与长期消耗的能力
中国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生效，这是否意味著备战加速？有学者指出，中国正建立支撑大规模战争与长期消耗的能力。
中国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1日生效，是事隔16年首次大幅修法。有政治学者表示，新修订条文呈现“总动员”概念，将中国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
分析指出，这套制度所准备的战争规模超出台海冲突本身，亦汲取俄乌战争的经验，中国正建立支撑大规模战争与长期消耗的能力。
另有学者认为，即使在和平时期，动员体制也可用于中美竞争，透过动员不同社会和经济资源，提升整体国力和国家安全。
法例新增甚么修订？
中国旧版的《国防动员法》在2010年生效，今年8月28日，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条文由72条增至82条。
对比新旧版本，法例在总则部分改动最大，首次明确定义国防动员是“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
对比中国《国防动员法》新旧版本，法例在总则部分改动最大，保障平战快速转换。
法律明文规定应对上述威胁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决定全国总动员或局部动员。当中，“发展利益”是旧版本未有提及的动员理由，但条例没有清晰界定何谓“发展利益”。
台湾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浦钊表示，这次修法的核心，是把国防动员提升到整个国家的战争动员层次，例如《国防动员法》第3条明列“全民参与”、“长期准备”。
他指出，“发展利益”被纳入国防动员的启动条件，是这次修法的重要变化，由于“发展利益”的范圍非常广，可涉及经济安全、能源、科技、产业链、供应链和重要海上运输等，而威胁是否成立，又由中国党政军体系自行认定，这使国防动员的启动具有更大的政治裁量空间。
除了增加国防动员的理由，新法例下，国防动员涵盖的行业更广，首次把数据、网络安全、先进技术和新兴领域正式纳入国防动员制度。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嘉颖表示，修法重点是把高科技纳入国防动员，尤其受美中科技战影响，中共有一段时间把高科技视为跟国家安全有密切关系，“（修法）这就是一个正式的方式来告知不同的产业和技术人员，他们需要在怎样的条件下做怎样的配合。”
这次修法涉及推动高科技发展，新增第8条“推进先进技术在国防动员中的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他分析中共可能希望控制产业的发展及流向，更明确地规定企业跟国外的合作范圍，甚至吸收外来的技术。
为何在此时修改法例？
中国酝酿修改《国防动员法》多年。
2021年，为配合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暂时调整适用”《国防动员法》等相关法律的部分规定，意味暂停部分旧有法例的适用范圍，并表明“改革措施成熟后，及时修改完善有关法律”。
2022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和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刘瑞强撰写论文，指出随著社会、经济、安全环境急剧变化，现有的《国防动员法》已严重滞后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当法律过于笼统，导致法规极易落入“僵尸条款”的困境。
今年4月27日，《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初次审议，中国官媒《新华社》形容原有法律部分条款内容已不适应国防动员“新形势”，需要修订完善。8月28日，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表决通过。
政治学者洪浦钊分析，这次修法把国防动员往平时前置，例如第26条把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纳入政府统计调查制度，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意味中国在平时就要掌握可以投入国防动员的各类资源分布在哪里、由谁掌握，需要时如何快速投入战争。
他形容新法加快备战效率，“中国正在把战时动员前移到平时准备，让整个国家在需要时能够更快进入战争状态。”
外界关注这次修法的时间点，是否受俄乌战争影响。洪浦钊则指出，中国调整国防动员体系已经进行多年，很难把2026年完成修法单纯归因于某一场战争，但综观俄乌战争及近年的区域战事，确实提供中国大量观察现代战争的实战经验。
“特别是俄乌战争进入长期消耗后，军工产能、弹药与装备补充、供应链、数码通讯、交通物流、能源及医疗都成为左右战局的重要因素。这些经验与这次修法的方向高度吻合。”
他指出，这次修法便要求建立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增加实物、技术与产能储备，同时建立军品科研、生产及维修保障动员体系等，中国正在建立支撑大规模战争与长期消耗的能力，“中国强化国防动员，也是在准备战争拖长之后，整个国家如何支撑下去，避免军事失败进一步转化为政权危机。”
法例针对台湾吗？
新版的《国防动员法》没有明文提及台湾，但已引起台湾关注。
执政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8月底表示，台湾最大的威胁是中国，当中国把平战转换写进法律后，等于可以动员社会上的各种资源为军事行动做准备，台湾更应该加强整体防卫韧性。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认为法律的宣示意义更大于实质意义，台湾要强化国防战备整备，亦要持续推动两岸和平与交流。
学者庄嘉颖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一直在增加，这部法律让中国党政机器多了一项工具，但整体对台方向并没有改变，而台湾社会和政府早已开始作相关准备。
学者洪浦钊认为这次修法并非专门针对台湾，台海只是中国面对的潜在军事冲突之一，例如在南海与菲律宾的海上冲突，背后牵动美菲军事同盟；中印边境长期存在领土与军事对峙，双方又都是核武国家；东海钓鱼台（日本称尖阁诸岛）争议涉及日本，也与美日安保体系相连。
他认为，这套制度准备的战争规模超出台海本身，“这些地区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都有扩大规模及牵动其他国家介入的风险。台海的情况更加复杂，一旦中国对台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美国、日本或其他国家介入，战争可能由台湾海峡向西太平洋扩大，甚至演变为中美之间的高强度军事冲突。”
台商尴尬的处境
有学者指出，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令在中国大陆经营的台商陷入尴尬处境。
条例列明，实施国防动员后，当储备物资无法及时满足动员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对民用资源进行“征收”、“征用”，并可根据军事需要进行改造。若企业拒绝、拖延或者阻碍，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则强制其履行义务，并可处以罚款。
值得注意的是，旧法只有“征用”民用资源，并列明使用后政府应及时返还，或者按规定给予补偿。新法则增加“征收”民用资源，对“征收”没有返还规定，只列明因征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政治学者庄嘉颖指出，在中国的台商会被卡在两岸的法律架构之间，若配合中国《国防动员法》，可能会违反台湾《国家安全法》和《反渗透法》。
“台商的处境尴尬是更为凸显，可是任何外商都一样。如果你是某家外商或者在中国有合资企业，在中国政府要求动员的话，你也需要配合，无论你是日本公司、韩国公司、还是美国公司、欧洲公司等等。所以它这个（影响）范圍广，就把整个社会和经济视为他的国防和国家安全资源。”
有台媒今年9月2日向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张晗查询，台商在大陆的资产与技术，是否适用新法中的“征收”条款。张晗回復称，法律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国防动员期间对民用资源征收、征用，都有明确的法律要件和法定程序，强调在大陆台商台企依法合规经营“无需顾虑”。
具台湾半官方背景的中央社引述不具名的台湾国安人士表示，修法目的是“将中国内部资源绝对整合”，除了对台军事动员本身外，修订后将增加台商在中国经营的政治和经济双重风险，造成随时可能被征收。
政治学者洪浦钊分析，《国防动员法》第64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配合征收的义务，他认为台商没有特殊豁免，而新法还要求相关企业承担战略物资仓储、运输及配送等任务。中国一旦启动国防动员，台商的资产、设备、产能与物流能力都会被纳入战时动员体系。
“动员”的另一层政治含意
学者指出，“动员”有战争以外的政治含意。
政治学者庄嘉颖分析，在中共的历史观，“动员”往往带有对国家发展的愿景，“譬如说我们看到大跃进也是种动员、文革也是种动员，甚至改革开放，它有时候也有一些动员国家、社会的描述。所以说它这种动员不只是限于战争，而是整个国家的战略方向。”
他认为整部法律亦可从中美长期竞争的角度来解释，中国要跟美国进行持续的大国角逐，需要用到社会、经济不同的资源，“动员”有提升整体国力和国家安全的意涵，“它（国防动员法）放宽了国家安全的定义，可以有更多原因要求不同的行业去配合不同政策。”
庄嘉颖指出，从邓小平到胡温主政年代，可以为国家利益而“动员”，但尽量不触碰太多民间市场经济的部分。随著习近平上台后，民间市场跟国家安全之间的界线重新变得模糊，陆续把不同的范畴归纳入国家安全，“在毛（泽东）时代也有这样对社会的一种诠释和处理方式，所以有一点毛时代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