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百年： 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危机

“如果有人认为今日的局面会永远持续下去，我敢说这个预言不会成真，”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一众官员离开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总部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移师古都北平（现在的北京），筹备建立新政权。

根据中共官方记载，毛泽东曾形容称这次进京就像一次“赶考”。自成立之初，他带领的这个党经历多场战争，又在几次生存危机后发展壮大。

六十多年后，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9年7月来到西柏坡考察时，也坦称中共“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仍然严峻”，“‘赶考’远未结束”。

从1921到2021，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从左翼思潮中诞生的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共匪”组织，到用一支以农民军为主力的部队挑战当时执政党国民党并取得胜利，再到一个带领十几亿人口打造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党，”考验”——其自身合法性的问题——始终贯穿中共百年史。

“这（合法性的问题）是中共一直面临的主要挑战，”卡迪夫大学冷战史专家谢尔盖·拉钦科（Sergey Radchenko）称。“因为这个党希望夺取权力，并永远掌握权力，而要这么做，仅用武力是不够的。你还必须要建立合法性，得到人民的认可，而这一直是这个党的一个问题。”

第一场危机

1921年中共成立之时，中国存在多种政治力量并存与军阀混战，既有国际社会承认的北洋政府，也有国民党建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乱世之中，国际共产主义的理念吸引了许多左翼人士。

对于早期的中共追随者们而言，俄国十月革命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政党在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俄国可以夺取政权，让中共的先驱们建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心。

“他们认为，如果革命可以在欧洲文明的边缘地带成功，那么在与俄国接壤、更落后的亚洲农业大国中国，革命成功的机会就更大了，”政治社会学家、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解释称。

在俄国促成的1924至1927年间的“国共合作”下，中共的党员数量迅速增长。根据中共官方发布的数字，1921年中共“一大”举行时，其在全国党员数量仅为50余名，1927年“五大”前后，这一数字已达5万7千多人。然而在这之后，中共旋即迎来一系列危机。

1927年4月，针对北洋军阀等共同革命目标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拥有百万党员的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围攻，双方开始了长达10年的战争。在1933年的第五次围剿开始后，中共节节败退，被迫开始举世闻名“长征”，期间损失惨重。根据官方数据，中央红军主力自1934年10月出发时人数为8.6万人，到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时部队只剩6000人。而万里长征结束时，抵达会师地点的红军力量仅3万余人。

这次挫折极大冲击了中共“共产主义革命必胜”的说法，使得许多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产生了怀疑。

据中共史学家分析，这场危机后，毛泽东的几项决策逐渐使中共走出困境。比如他提出，中共要放弃苏联在大城市进行暴动的策略，走“农村包围城市”，重视农民力量，他还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念，即应靠武力手段获取及巩固政权。

而这时，抗日战争又给中共带来了一丝生机。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的条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围攻由此停止。

美国长岛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夏亚峰分析称，抗日战争对于中共的重大意义在于，“如果没有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可能把中共都消灭了”。毛泽东自己也曾对日本人多次表示，日本侵华使得“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没有日本的皇军，中共“不可能最终夺取政权”。

抗日战争致中国“国破家亡”。但客观上来看，中共力量在战争期间迅速壮大。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的第二年（1928年），中共全国党员人数仅剩下4万名，而在抗战结束的1945年，中共党员数量已变成121万。四年之后，中共在北京建政。

毛时代的“人祸”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后，其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又导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危机的出现，以及1989年震惊中外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每一次危机，都对其执政合法性带来了严重考验。

“合法性问题对于理解1949年掌权后中共的演变过程至关重要，”拉钦科表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持续改变对自身的合法性的叙事。”

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大炼钢铁”，希望借此赶超西方国家。但最终这场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破坏。

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之后，一直面临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

而当“新中国”先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自信心到达了一个高峰。毛泽东认为，是时候通过赶超美国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他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到，追赶美国，是中国的“一种责任”。

  美国“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呀？”他问道。

“你赶不上……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1958年，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号召下，“大跃进”运动全面拉开帷幕。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带领下，全中国各地的钢铁产量与粮食产量目标的制定脱离实际，严重虚高，最后不得不虚报产量以达到政治目标。根据《天津日报》报道，在毛泽东视察过的天津新立村，1958年10月1日该地报告了水稻亩产（一亩约为667平方米）超过12.4万斤的惊人数字。

此风下，各地不得不从农民处高指标征购粮食，使得农民手中存粮急剧下降，加之超越自然规律的冒进生产给环境带来的巨大破坏，粮荒甚至饥荒开始出现，中共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

根据不同记载，期间数千万人民饿死，甚至“人吃人”的事件都时有发生。有研究称，在“重灾区”安徽省，创办了该省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无为县内，“各大队不断组织人民公社社员专门掩埋尸体，因尸体太多，埋尸的社员也饥饿而空乏无力，只将尸体草草掩埋”。当地村民回忆称，“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 ”

在这之后，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又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十年文革导致的包括打死、逼死、自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统计，综合一些专业学者的研究结果，这个数字可能从两百万到两千万不等。

这些灾难是在多种原因下造成的。但是专家表示，中共统治本身的一些特征值得引起注意。

拉钦科指出，中共的政治体系高度依赖最高领导人的决策，而当毛泽东不愿退位，终身掌握权力时，他的行动可以不受任何牵制，其结果便是“中国遭遇的灾难”。

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赛奇（Anthony Saich）则指向了中共强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共产主义者，你便站在了历史胜利的一边。

“他们永远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觉得哪怕事情出现了严重问题，最终还是会变好的，”他表示。“而这有时会导致问题的产生”。

“在此基础上，重要的一点事，这个党总是认为自己不会犯错，或者当不能犯错，错的永远是那些把党带上弯路的邪恶的个人。”

“惊人恢复力”

专家认为，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中共是一把双刃剑。图为“文革”时期北京市民在法国大使馆前的集会。

在建政早期的空前灾难之后，中共却得以存活，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剑桥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称，在“人类历史最严重的饥荒”之后，按理说这本应使中国共产党“彻底失去其合法性”，但这以及之后的多场严重危机显示，“他们的确可以从中恢复，且他们的恢复力颇为让人震惊”。

方德万编写多本有关中共历史的著述，包括最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十个人生中的一个世纪》。

他表示， 中共能够起死回生的其中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控制对历史的叙述。

从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到“大跃进”、文革、“六四”等灾难性事件，中共都有其不同于外界的叙述方式，且时常发生变化。2021年，中共为迎接建党百年出版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其中在文革部分删去了“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等语句，在讲述“大跃进”部分时，甚至没有提及因此导致的“三年自然灾害”。

“控制历史叙述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进行合法化的重要一种方式，”方德万表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为了纪念100周年，对历史的叙述会吸引如此多注意。”

夏亚峰则指出，中国的走向通常是由内部发展、尤其是领导人的选择决定的。而很多时候，对外关系的危机也可以被用来巩固国内统治的合法性。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时已有所体现，在“大跃进”之后，中共则又利用了中印冲突。

中印两国在50年代起便由于边境争议致使紧张局势不断升级。1962年，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命令军队推行“前进政策”，向争议边界地区推进，他认为中国不敢攻击印度，同时也没有让印军有足够的准备抵御中国军队可能的反击。

夏亚峰指出，毛泽东坚持要同印度作战。他曾对前线指挥官张国华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这场战争最终持续一个月，期间1000多名印度人死亡，3000多名印度人被俘，中国士兵死亡人数不到800名。

“这巩固了中共政权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尽管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但最终还是打败了印度，中共再次利用了危机，”夏亚峰说。

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及“文革”结束后，在“文革”期间遭到打压、且有留学经历的中共新一任领导人邓小平试图通过淡化意识形态、改善人民生活，为政权找到新的合法性依据。

同一时期，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内外发展均迎来空前机遇。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其党内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放宽对资本的控制、对个人与社会的控制。

包产到户等政策使得农户有权选择自己种植的作物，剩余产品还可以自留或在集市上交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放弃所谓“大锅饭”或收入相对有保障的国营单位工作而“下海”或自谋生路；文化生活也不再仅有“样板戏”，年轻人可以选择听邓丽君和麦当娜，看日本名星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的影视剧作品，还可以跳起迪斯科。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8年的中国人均年国民产值仅为229美元，在每天不到1美元的绝对贫穷线下，而到1989年，这一数据已经增长到712美元。

然而政治改革踯躅不前，腐败泛滥，民怨不断。 1989年6月，邓小平最终选择动用军队，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各界民众进行“清场”，酿成震惊中外的天安门流血事件。加之当时多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政权陆续瓦解，天安门大屠杀给中共带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拉钦科称，当中共看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失去合法性并垮台后，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做好对自己人民使用武力的准备”。“（他们的教训是）永远不要允许针对政治改革的任何形式的行动，永远不要放松对权力的控制，因为一旦你留出了一点空间，便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开始失利。”

“六四”事件：一场学生运动，为何以武力镇压结尾？

而与苏联相比，中共政权之所以可以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发展，关键一点在于他们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质量。由此，“中国找到了苏联在80年代结局的出路，”拉钦科表示。

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成效明显。1989年时，中国GDP总值为3478亿美元；而中国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2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达101.5986万亿元。中共再一次度过合法性危机。

但哈佛大学教授赛奇认为，这种合法性叙事也有其脆弱性，因为这种成就“是可以度量的”。

伴随经济发展，中国社会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的工作模式“996”，以及空气污染等。

“作为一名公民，我的经济状况在改善吗？我是不是要遵循996模式？还是我要躺平？我周围的空气有所改善吗？水污染有改善吗？这是每名个体可以根据世俗的标准来做出判断的，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它是脆弱的。”

习近平的“考验”

自90年代，尤其是习近平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掌权以来，反腐成为了中共内部治理的一大武器，也成为其政权合法性叙事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上台后的“反腐”行动尤其引人注目。他曾在2017年初表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放过他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党不负责任”。

202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肖培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已立案审查385万件案件，查处408万9000人，给予党纪和政务处分374万2000人。

在这之中既有基层官员，也有被认为是习近平政治对手的中共高官。赛奇称，由于过去作为政治斗争武器的意识形态在改革过程中变得“不那么站得住脚了”，而反腐是人们可以理解的概念，于是，“反腐运动代替意识形态成为了中国党内斗争的主要武器”。

与此同时，在习的统治下，中国远离了“韬光养晦”的对外方针，引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全新叙事。

赛奇称，目前的中国领导人更有自信，他们“既对自己所认为的自身好的发展模式有信心，也认为西方的理念和时间终将幻灭”。

在国外，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扩张导致与周边国家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外交官们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风格迎来其他国家反感，而中国当局近两年来在多个问题上遭遇国际社会批评，其中包括北京被指侵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的问题，对香港民主派的打压，以及新冠疫情溯源问题上的透明度等。

但分析人士指出，在这背后，是中共试图使用民族主义巩固其内部统治，维护其合法性叙事。

“中国的人民认为他们处于西方包围之中，这实际上给了共产党继续掌控权力的机会，”拉钦科如此表示。

但赛奇指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双刃剑，其危害在于当受到内部民族主义者鼓噪，中共很难及时叫停。

“一旦有人认为中国示弱，这个党便可能受到其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批评……但与此同时，这种情绪也让中共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澳大利亚、日本、欧盟，甚至一些一带一路国家中产生许多摩擦点。”

走过百年之后，中共已经成为世界执政最长的政党之一，但维护执政合法性预计将会继续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

“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方德万称。“虽然一直以来中共都能适应剧烈的改变，但这不意味着未来的中共会一如既往按既定方针走下去。”

“如果有人认为今日的局面会永远持续下去，我敢说这个预言不会成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