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抵制 日货”有底气吗？

中日民间矛盾因钓鱼岛主权纷争而升级，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也渐渐高涨了起来，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抵制日货”运动再次风生水起。

就在8月19日“抵制日货”最盛的那天，笔者在微博上写道，“抵制日货者的‘爱国’之情或可理解，但忽视了中日经济是‘相互依存’，而非单向 依存。日本需依赖中国的市场和劳动力，中国也高度依赖日本的技术和资本，今后20年内，中国最关键的就是要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对奉行‘产业立 国’路线的日本的依赖程度只会越来越高。抵制日货大多数情况下会异化为抵制同胞，下场只有一个：伤敌八百，自损一 千”。

这一发言，可谓毁誉参半。赞成者认为，“无脑上街抵制活动有几次改变了历史？”、“抵制日货者应该回去检查下墙上刷的是不是立邦漆，‘立邦’ 正是日本的音译，建议刮掉，换成‘都乐士’什么的”；反对者则认为，“日本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别给小日本提气 了，日本只是个小岛国”、“胡扯，有什么日货是中国不能自己生产的？”。

对于这些评论，我以往都会不置可否。但到了晚上，有好几位百万粉丝级的“大号”微博名人转了一条私信过来，私信内容是网上盛传已久的“呼吁 书”：“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现排最前，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若中国人1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若6个月不买日货， 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若1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将彻底瓦解！”

有的大牛还很客气，不忘在私信末尾加上一句“供您参考”，但“参考”完之后，剩下的只有两个字：无语。原来，在“爱国”这件当前中国最不需要 付任何成本和代价就能赚尽眼球和吆喝的事情面前，不管大V还是小号，很多人的态度真的都像极了战前的日媒，“对内或许尚能争争民权，对外就彻 底地只剩下一个声音了”。

其实，中国所谓的“抵制日货”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早在1908年中国水师在澳门扣留涉嫌走私武器的日本船只而引发“二辰丸”案，随即广东 地区出现近代第一次抵制日货的浪潮。1915年日本提出“对华21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都曾引发中国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 动。到了1930年代，中日进入战争状态，“抵制日货”则更为兴盛，茅盾著名的小说《林家铺子》（原名《倒闭》）正是通过取景于江南一小镇， 来描写这一时期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小说中，林老板女儿因爱穿“东洋货”而受人耻笑，“抵制日货”者警告她不得穿日式衣服上学，否则就剥光烧掉。林老板抱怨道：“哪一个人身上 没点儿东洋货！哪一家洋广货铺子里不是堆足了东洋货！”。但牢骚归牢骚，他还是不得不花四百大洋贿赂“党部”，并撕掉商标当国货贱售。林家铺 子最终倒闭了，原因不尽是“抵制日货”所致，但这种抵制对中小资产者的打击、当权者借此横征暴敛的嘴脸，在茅盾的笔下尽露无遗。

这一百多年来，如何看待“抵制日货”，中国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时至今日亦是如此。

原外交官吴建民此前表示，“有些人主张抵制日货，但全球化进行到今天，索尼产品95％是中国制造，抵制日货岂不很愚蠢吗？”这恐怕代表了很多 反对“抵制日货”者的意见。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则认为，“抵制日货应把握分寸”，因为“中国虽然通过进口能力而赢得了影响日本的潜在权力，但这种潜在权力受到替代性不强 等多种因素制约而并不强大”、“从日本进口的大部分产品并不容易找到替代货源，不少产品甚至目前完全没有替代货源”，“在这种情况下，抵制这 部分进口日货，必然让我们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出口、自己的就业蒙受重创”。

《环球时报》早前的一篇社评则主张，应和日本打“连环反击战”，因为“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失不会比日本社会的损失更大。中国对日本经济的依 赖度越来越小于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日本技术的优势，遭到中国市场优势的平衡，而且市场作为报复工具，比技术工具更容易立竿见影”、“中 国整体上蒸蒸日上，日本经济相对萎缩，两国角力，中方在士气上后劲更足”、“中国不会因民间反日情绪自乱阵脚，它只会增加中国社会的凝聚力， 而日本社会比中国社会更容易分化”。

那么，事实上如何呢？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根本不具备“抵制日货”的能力，正如襁褓中的婴儿无法断奶一样，所谓“连环反击战”云云，则只是初生 牛犊不怕虎。

原因很简单，如果说中国经济是在走日本老路的话，也只是在走日本1980年之后陷入泡沫疯狂的那一段，而没有好好地学习日本1955年至 1970年“黄金十五年”的经验。在这15年内，日本不但年均经济增长在15%左右，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两大支柱：一是在“产业立国”路线下， 奠定了强大的产业基础，催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名企；二是完善健全了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被誉为“一亿中流”的社会，中产阶级占据绝对主流，典 型的橄榄球结构保证了社会的高度稳定。

因此，说中国与日本差距30年或40年，都是不确切的。至于GDP超越日本就更不值得拿来炫耀了，正如日本不动产金融工学学会会长川口有一郎 对笔者所言，“剥除房地产、股市存在的泡沫之后，一个国家的经济还能剩下什么，才是一国真正实力的体现”。

中日最根本的差距就在于，中国没有日本那样扎实的产业积累和完善的社会制度设计。中国自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从统计数字来看，的确处 于“高增长期”，但中国几乎没有领先的技术革新，也没有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国的产业基础依然非常脆弱，中产阶级占主流的橄榄型社 会更是不见踪影。这样的“高增长”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黄金十五年”。

那么，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现状如何呢？实际上，“合则两利”绝非政治口号，而是真实的写照。在中日经济互相依存的研究方面，很多机构和学者提出 了很多数据，但实际上很难衡量谁更需要对方。如果没有了中国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日本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将不得不花更大的成本转战东南亚、 印度甚至非洲等；但如果没有了日本的技术，中国的多数产业的生产线将无法开动机器。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将中日间的“离 岸生产”模式视为推平世界的推土机。

从全球产业链来看，日本仍占据链主地位，扮演着基础性零配件生产基地的角色。而且，依靠庞大的企业财团模式让日企的海外扩张和生命力远强于欧 美企业，中国数万家日企（笔者注：日媒认为约5万家，中国国家统计局显示约2.5万家）的背后集结着非常惊人的资本和技术力量，这种布局已经 让日本在信息电子、钢铁、汽车等多个产业拥有可怕的话语权。

就拿东风日产、广汽本田而言，虽然号称国产化率高达90%，有些车型甚至超过90%，但剩下10%才是关键性零部件和核心技术，是真正技术实 力的象征。这些仍需要进口的零部件缺少任何一个，生产的汽车都无法合格出厂。在这些核心零部件中，有些可以在欧美寻求替代品，但大部分仍只能 依赖日本。在电子控制元件、电子控制模块以及自动变速器三大关键汽车零部件上，全球几乎被日本垄断，无论是日系车还是欧美系车都不得不依赖日 本制造。

同时，在半导体、微芯片、发动机控件、ABS、安全气囊等高附加值零部件方面，日本均保持绝对优势。而为了防止技术流失，这些零部件的生产基 地几乎全部在日本国内，在去年日本大地震后，由于生产这些零部件的企业停产造成供应紧张，曾将整个全球产业链推向断链的边缘。

反观中国，虽然GDP已成为世界第二，但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与东南亚、南美等地几乎没任何区别，仍然只是处于最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还是打工 仔角色，而非发包方，存在很高的可取代性。准确地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是不存在的。走进日本的超市和商场，确实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的标签，但往往只是限于鞋子衣服、鼠标键盘等最低端的产品。

就连拉动中国GDP的出口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核心元件—中国组装加工成品—全球市场销售”这一模式。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和中 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盲目抵制日本，只会损害跨国产业链条的正常运行，伤害中国自身持续发展的潜力。

在历史上，确实曾经出现过成功的经济抵制运动，如1940年代印度甘地发起的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成功的前提是有替代品，作 为连居民身份证都是日本富士施乐生产的国家的国民，我们有什么底气发动所谓的“抵制日货”呢？

每当国内反日情绪高涨时，笔者心头总会不经意闪现出鲁迅先生1925年说的那句话，“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的‘气’，实在是 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近90年过去了，那些应该着手的“坚实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呢？早在2005年，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就毫不客气地宣称，“中国的 未来取决于日本”。他尖锐地指出，“中国要谋求经济长期增长，必须下大力气进行科研和开发。但目前的中国既没有这个基础，也缺乏这方面的远 见，只能购买日本专利，引进日本技术。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意味着日本将越来越有能力在经 济上控制中国”。

近9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看到国内充斥着几无意义的争吵，社会不公与两极分化让左右言论对立到难以调和的地步，举着“反日”旗帜就能毫无顾忌 地损害他人私产，苏宁打出的告示“停止销售日货”，味千拉面打出的横幅“100%港资，同族同胞，一样爱国”，实在像极了茅盾笔下的“林家铺 子”。

鲁迅对此也自是看得极为透彻，“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 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剚刃。先前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

“抵制日货”的“爱国者”们，请告诉世人，你们的勇气和底气来自哪里？只希望，若干年后，鲁迅的这些文字，真的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不再适 用于今。那一天来得越早，则中国越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