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位于帕洛阿尔托的风险投资公司Hone Capital LLC,这家由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出资的投资基金涉嫌利用其对美国初创企业的投资向中国泄露商业机密。
联邦调查局并未回复美国之音对于此调查进展的询问,但是几位同样在美国进行投资的中国风投人告诉记者,这样的调查并非首次,有人甚至已经“习以为常”。
案件始末
美国之音记者查询公开资料后发现,2015年,总部位于北京的私募股权集团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CSC)投资1.15亿美元成立了Hone Capital LLC.
中科招商的前身是北大招商,北大招商于2000年12月在深圳成立,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招商局蛇口工业区、21世纪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发起组建。是中国第一家由政府批准成立的以受托管理创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为主营业务的公司。2002年1月,中科院通过受让股份,成功进入北大招商并成为第一大股东,从此公司更名为中科招商。过去几年里,中科招商和中国的地方政府合作密切,包括与广东、重庆、四川、江西、黑龙江、天津、厦门等十多个省市达成战略合作,设立转型升级基金和创新创业基金。
在硅谷成立的Hone Capital LLC还管理着同样由中科招商在硅谷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CSC Upshot Ventures。这家基金主要投资人工智能、医疗保健、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初创企业。
根据能够查询初创企业融资信息和投资基金进行风险投资的数据的网站Crunchbase上的公开资料,Hone Capital LLC进行了29项投资,而CSC Upshot Ventures则进行了316项投资,包括投资美国po有影响力的创业融资与求职平台AngelList.
这两家基金的管理者同为维罗妮卡·布雷肯里奇(Veronia Breckenridge,曾用名Bixuan Wu,Veronica Wu)和普维·甘地-卡普尔(Purvi Gandhi-Kapoor),甘地-卡普尔作为Hone Capital LLC的CFO,向布雷肯里奇汇报工作。但她们二人在2020年和公司产生了纠纷,Hone Capital LLC起诉他们违反了信托义务并存在欺诈行为,他们二人则反诉公司未得到应该享有的公司利润。根据领英上的资料,这两位高管现在已经在其他风投基金任职。
2020年后,这两家基金不再进行投资行为。
联邦调查人员正在决定Hone Capital LLC是否分享了有关所投资的初创公司的技术、财务或客户的内部信息以使中国政府受益。到美国之音截稿时间,联邦调查局尚未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询问。
无独有偶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深耕美国风投圈二十多年的丹妮(Danny),她因为目前就职的公司的规定无法以全名接受采访。
“15,16,17年这段时间,突然有了很多中国的有钱人,有些是个人,有些是和国企和政府有关的,他们在硅谷设立了投资基金,而且到处去参加活动,对所有稍微和高科技沾边的项目都感兴趣,如果是哈佛耶鲁或者斯坦福这些名校毕业生搞的,他们就更感兴趣,”她向记者回忆了自己初入行时的中资风投公司的生态。从耶鲁毕业并且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华尔街投行工作经验的她很快因为背景合适,被中资投资基金雇佣,专门替基金的中国籍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即基金的出资人)查看和人工智能有关的项目。
“但是大概是从2018年的下半年开始就听说有人被FBI调查,有时候有人因为回中国跟地方政府gao合作项目,回到美国之后就会被调查,有人和中国政府合作时的通信记录也会被调查,”她告诉记者。她表示,许多类似传闻在硅谷当地的华人风投圈里被提及,虽然具体细节未被证实,但传闻的细节能够互相吻合,惴惴不安的情绪在蔓延。2018年11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更新的《301调查报告》出炉,许多中资基金,包括她自己当时供职的基金都在报告中被提及,大家普遍都有了危机意识。
丹妮向记者表示,自从报道出台后,在硅谷的中国投资人低调了很多。作为仍留在风投行业的华人,丹妮告诉记者自己和其他华人同行对于投资基金被FBI调查已经有心理准备,所以这一次Hone Capital被调查并没有出乎他们的意料,也没有对他们造成影响。
“一些本身背景比较敏感的,比如他们家在中国政界有一些地位的,或者说对于这种政治风险比较在意希望规避风险的,已经退出了这个行业。现在还留下来的,就是看好能够赚到钱。毕竟现在中国和美国还是地球上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国家,肯定是会有合作的,也肯定有赚钱的机会”,她在采访中说道。她还提到,因为美国地缘政治关系紧张,一些中国投资人也会做好准备,近几年来比较流行的是先在新加坡设立好办事处或者公司,再前往硅谷进行投资。她今年也数次前往新加坡会见来自中国的投资人。
引进高科技公司的模式仍然流行
长期从事美中跨境投资的弗兰克·刘(Frank Liu)对于中国资本投资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并借此机会将高新技术引入中国并不陌生。
在中国和美国都经营投资基金并且有深厚政府背景的刘先生曾经每年都要飞几次北美,他深入硅谷的讲座与论坛,企业的发布会,以及哈佛、斯坦福等高校的创业比赛,搜索有潜力并且独家的新技术,招徕愿意前往中国开拓市场的创始人。
“我能够为他们提供的就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平台,和在中国与地方政府建立关系,打通进入中国的渠道,”他表示,在疫情之前,他曾组织了好几次跨国活动,让美国的创业者带着技术和产品到中国路演,路演中和当地政府接触洽谈合作。
疫情期间这样的合作停滞了,自中国取消新冠清零政策以来,他在过去的两年内又多次前往北美。他表示合作的模式并没有变化:“政府出一些钱,然后为这些(外国的)初创者搞一些比赛,看到比较出色的企业,就承诺一些条件,然后帮助他们在中国落地,等等。”
他也提到了自己所经营的投资基金在其中的作用:“我们除了资金支持,还能提供他们进入中国市场需要的知识和人脉。比如我们先在国内找一个产业园,或者找一个大的国企,联系一些合作,把技术或者产品在国内市场上推出去,如果适合国内市场,我们也可以追加投资。”
但美中关系的紧张和美国FBI等政府部门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技术的严密监管也让这些合作的实质起了变化。他说道:“敏感的方面我们肯定不会碰。什么军工啊,芯片啊,肯定不往这方面碰,但你可以做不敏感的,比如消费类。创始人肯定对他们自己做的产品也有认识,他们的产品敏感不敏感,自己心里有数嘛。对能不能拿我们中国投资人的钱,是不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违反了他们在美国签的合同。他们肯定有个清醒的认识。只要不违法,那就可行。要是不违法,又在中国有市场,那我们就可以合作。至于合作的方式,是他们让我们做股权投资,还是有别的形式,大家能得多少利益,都是能谈的。”
他总结道:“现在这两个国家(指美国和中国)又不是敌对国,生意还是要做。我们看到美国这边的技术,还是会想要引进到中国来。大家都还是有投资的兴趣的。”
但他表示,因为美国政府对中国“千人计划”等项目的紧盯,这几年来,中国投资人吸引美国人才确实比之前困难。而所能接触到的投资项目更多的是对已有产品的改良,很难接触到突破性的高新技术。
中国资本的数量和金额显著减少
虽然丹妮和刘先生仍坚持进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跨境投资,但是在美国投资的中国资本呈指数级减少。
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数据,自从2018年以来,中国几乎不再在美国投资,即使在2023年,当中国在全球的投资开始复苏,在美国的投资依然微乎其微。
南加州大学商学院劳埃德·格雷夫(Lloyd Grief)创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保罗·奥兰多(Paul Orlando)曾在香港、意大利和美国的投资业工作,也为不少初创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他告诉美国之音,在19年之前,他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好几名中国投资人的联络,有些人只是从网站上看到了他的背景,就希望他能介绍适合投资的初创项目,有人甚至直接找到他的办公室来。但最近几年,这些中国投资人都消失了,而他所接触的美国初创企业也不再敢接受中国的投资,担心会对他们在美国的融资和发展有影响。
但他仍然收到位于中国国内的风投界人士的邀请,希望他能够给出战略咨询方面的建议。
“我最近受邀去上海做一个咨询项目,但最终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去”,他告诉记者,“我告诉一个熟人这件事,他的反应是震惊,觉得去中国?你怎么知道你能回来?”他表示这样的反应是美中投资界近年来发展现状的一个缩影。
但刘先生补充道,中国人在美国进行风险投资一直是中国有钱人把资产转移到海外的一个途径。近年来,通过购买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能够更为简单有效地转移资产,也是中国投资人在美国投资总量减少的原因之一。
常年往返于中国内地、香港、欧洲、美国硅谷的中国虚拟货币投资人石静(化名)在电话采访中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她表示,因为中国经济衰退和地缘政治因素,不少从事美中之间投资的风投机构过去几年里都有所亏损,但近年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势头不错,也为这些人提供了新的投资方向。
“他们还是会做投资的,不过就是投资的项目换了。他们也还是会在硅谷投资,因为硅谷的项目是最好的”,她说道,“硅谷的开发者、投资人、法律合规能力,与执法能力都是最好的”。她向记者解释区块链投资领域对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而且这个领域的人更年轻,对于政治的关注更少。在传统风投领域,可能会因为是中国人而在硅谷接触不到最好的风投项目,但是在区块链领域的投资是更去中心化,更自由的,没有这些条条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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