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  中國模式與龐氏騙局

 

2010年，我曾以「中國模式與龐氏騙局」為題寫過一篇評論，今天再議這個話題，一方面，是因為終於看到了這個龐氏騙局開始瓦解，另一方面，也是想對這個規模空前的騙局為甚麼能走這麼遠，發表一點新的心得和判斷。

就認知而言，包括胡溫在內，很多人早就看到了中國模式會難以為繼。胡錦濤為了請小布什出席北京奧運，私下坦言中國問題很多，難與美國爭雄，溫家寶更是公開直言，中國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我有一些深知內情的舊友，20年前就一再對我說，中國經濟「快穿幫了」。也就是說，中國增長模式的龐氏騙局特徵，並非秘密，真正難解的，是這個格局能持續多年的機理，尤其是其貨幣學的機理。

早在1637年，荷蘭發生的「鬱金香泡沫」就揭示了龐氏騙局的金融學機理，但中國模式的龐氏騙局之獨特性就在於，這不僅是一個金融學現象，更是一個超出了西方主流貨幣理論的嶄新的貨幣學現象。其獨特性就在於，是美中兩個超級大國貨幣政策的耦合，為這個史無前例的金融騙局提供了融資手段。這個見解非我首創，而是早在2009年，就被知名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他的合作者發表的論文所道破。（「The End of Chimerica」，by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2009）不過，儘管弗格森當時就知道這個怪獸不會活太久，但我相信，終局的遲到還是超出了他的想像。

為甚麼會這樣？我相信會有許多經濟學和歷史學家正在並將繼續去解析這個問題。我的一個基本解釋就是，改革前中國存在著一種不同於蘇東的社會和財政安排，即政治集權的等級分租制，其核心是城鄉二元和地域身份歧視。這種體制以實物形態，最大限度地集中了農業地租來推動重工業化，為此犧牲了農民的自由，不僅犧牲了農業發展，也犧牲了城市化。改革初期的包產到戶和財政包幹，則把這個實物化的等級分租制，通過經濟決策分權而貨幣化了。這一發展，觸發了地域之間的產權安排競爭，推動了鄉鎮企業的大發展，為八十年代中國經濟走出困境提供了有效激勵，但未能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不足的大問題。

六四後，中國經濟再度陷入困境。1992年，鄧小平抓住了老布什伸出的橄欖枝，通過南巡之舉，把地方競爭的激勵引向了對外開放。由此，地方競爭轉向了對外資和外來人才的競爭。中國對外開放，外資獲得暴利，秘密何在？大家都知道與海量的農民工有關，但為甚麼農民工會接受如此低的工資，則少見深入分析。農民工接受遠低於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是因為包產到戶不僅迅速提高了農業效率，也帶來了貨幣地租的均平化。農民外出打工，可以立即提升家庭人均收入和消費，即使農民工的工資不足養家糊口。

國際資本對中國農民工的超級「剝削」機會，給金融全球化的主張帶來巨大推動。1997年，西方主流學者不顧凱恩斯的忠告，在世界銀行香港年會上大張旗鼓推動金融全球化，鋪墊了美中貨幣政策的歷史性耦合。正所謂：「利之所在，不得不行」。至於這個誘惑與中國龐氏騙局的形成是甚麼關係，將是下次評論的內容。

 在國際資本利用中國農民工創造的巨額經濟租推動金融全球化之前，有一個把這個地租貨幣化的過程。其歷史性節點，就是朱鎔基決定把沿海「大進大出、兩頭在外」暴增的貿易順差，全部實行強制結匯，把順差賺來的美元，大部用於投資美國國債，更重要的是，把順差創造的人民幣全部作為基礎貨幣。這個歷史性的決策，並非因為朱鎔基懂經濟，而是出於深遠的地緣政治考量，同時，也因為他極大地低估了中國農民工創造世界工廠的潛力。

農民工創造的經濟租有多大？有人估計，因城市和沿海地區對農民工的工資和福利歧視而帶來的淨租值，每人年均高達一萬元人民幣。這個地租不僅轉化為中國持有的美元和地方財政的人民幣收入，也轉化成中國央行的基礎貨幣，從而直接推動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因為這個過程不僅徹底釋放了中國農村就業嚴重不足潛在的巨大能量，同時也解除了中國經濟增長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全部經濟制約，即投資制約、需求制約和自然資源制約。換言之，全世界的投資、加工品需求以及自然資源的供給潛力，都被價廉物美的中國農民工調動起來了。這是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想像的一種「資源配置」模式。

那麼，這個模式又如何促成了中國模式的龐氏騙局呢？我們都知道，龐氏騙局是一個利用人性貪婪的金融遊戲，其基本特徵，就是參與這個遊戲先來者獲得的財富是從後來的人那裡騙來的，當沒有新來者的時候，這個遊戲就玩不下去了。應該說，六四後的中國，為這個遊戲的濫觴提供了理想的社會條件，這可以從傳銷遊戲幾十年在政府打擊下仍然猖獗不敗得到印證。（見8/23《人民日報》報道「全鏈條打擊網絡傳銷」）

傳銷遊戲成為國家主導的金融龐氏騙局，媒介是中國房地產業的巨大融資需求。前文提到，包產到戶均分地租，把農業地租轉化為廉價農民工，而沿海開放帶來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和遷徙，則開始迅速釋放中國城市化嚴重不足隱含的巨量非農地租。朱鎔基不懂這一點，94年稅改幾乎把全部城市的影子地租留給了地方政府，從而極大地催化了地方財政收入的地產化。加上政府對金融的壟斷，地方財政收入的地產化不可阻擋地發展出地產收入的金融化。因為地方政府唯有通過金融化，才可能把未來的地租收入變現為本屆政府的收入。

房地產商當然看懂了這個巨大的需求。如果解剖一下恒大為甚麼能發展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就不難發現，恒大給地方政府開出了變現未來地租最好的條件。恒大做到這一點的秘密就在於，許家印把傳銷變成了一個全球化的融資遊戲，也就是全球化的龐氏騙局。

許家印充分利用了金融全球化帶來的套利機會，即海內外的利率差，匯率差，也充分利用了華人的差序文化發展傳銷網絡的「比較優勢」。套利海內外的利差和匯差給先來者帶來了真金白銀，而房價永不跌的幻覺，則不斷把後來者吸引到遊戲中來。當然，沒有世界工廠，這一切都不可能，而無數人、包括中國人和外國人都堅信不疑，全世界對中國工廠的依賴，將持續多年。也就是說，雖然參與這個遊戲的有很多聰明人，但他們相信這是世界上最可持久的龐氏騙局。

由中國主導的龐氏騙局造成的歷史後果是甚麼？現在總結為時尚早，但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這個騙局製造的人間悲喜劇規模之大，利害之巨，影響之深，史無前例。中國龐氏騙局規模宏大首先不是因為中國人口和經濟規模大，而是因為中國堅持多年用巨額貿易順差購買美國國債，在美國造成了一個持續多年的低息環境，從而人為壓低了整個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成本（Ferguson，2009）。

美國政府和華爾街都經不起這個巨大誘惑，於是有了華爾街的「雷曼兄弟時刻」，也有了美國地方政府大量舉債埋下的財政危機。歷史學家將長期爭論，倘若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時，美國精英不是求助「紅色中國」來拯救資本主義，而是痛下決心改革，今天的世界和中國會是甚麼樣子？中國的龐氏騙局會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嗎？可以肯定的是，溫家寶出手四萬億救美國，不僅把中國的龐氏騙局提升到新的量級，同時也把中國權貴的貪婪和帝國野心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因此，若問中國龐氏騙局的歷史之責，美國也逃不脫關係。

理解龐氏騙局後果的基本思路，就是盤點這個過程形成的資產泡沫的規模及其負面效應的大小和時間。很顯然，資產泡沫規模越大，對整個社會和道德秩序的衝擊也就越大，至於負面效應的長短則與資產的物理形態有很大關係。相對於當年的荷蘭經濟，鬱金香熱的資產泡沫規模不算小，但其長期效應則不能與中國的房地產熱相比。中國的龐氏騙局以房地產融資為核心，不僅規模超大，且長期後果嚴重。除了付出極大的資源、環境和社會代價，中國龐氏騙局最嚴重的後果就是全面提高了人口再生產的成本，加上人才和金融資產大量外流，未來中國將面臨持續數代的人口和社會危機。很多人已經看到了這個嚴峻的前景。

會有人說，這個「中國龐氏騙局」的過程並非一點亮色都沒有，畢竟有那麼多人拿到了真金白銀，不僅享受到了「現代化」的種種便利，還享受到了中國人在現代世界的存在感。現代性的困境並非中國獨有，中國龐氏騙局終於「穿幫」，也不意味著這個大國將不復存在，更不意味著人類末日的到來。

我同意，在這個歷史性的轉折時刻，沮喪和悲觀毫無意義。更何況，中國龐氏騙局的終結意味著有了新的選擇機會。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龐氏騙局製造的一個「資產泡沫」，對未來中國是有利的，這個泡沫就是最近被揭穿的「核威懾能力」泡沫。我相信今年習近平最惱火的事情，不是中國經濟不爭氣，而是美國人讓他明白，中國的核武器其實只是擺設，也就是說，火箭軍腰纏萬貫的將軍們集體蒙騙了他。這個事件讓我們看到，自欺欺人濃烈的中國政治文化，既可以製造新冠病毒這樣的大悲劇，也可以製造火箭軍這樣的喜劇。

中國的龐氏騙局毀掉了習近平和許多國人的強國夢，並不意味著中國將沒有機會再發明一個自毀毀人的「大國夢」。要避免這個可能的災難，中國的思想者應該和各國的思想者一道，從中國龐氏騙局的深層原因，汲取教訓。為此，對中國龐氏騙局僅僅做道德批判和動機分析，是非常不充分的。面臨對未來的選擇，需要創造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新歷史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