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有人掌握新冠肺炎病毒来源的证据 ”

 

美国亚裔科学家曾昱嘉（Alina Chan）和英国科学作家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合著的《病毒：新冠肺炎溯源》（Viral: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 of Covid-19）周二（11月16日）在美国上市。曾昱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她确信中共政府不会喜欢这本书，但她希望有更多人可以阅读这本书，了解病毒从哪里来，如何才能找出源头。

从质疑病毒人畜共患自然传播的爆炸性论文，到被其他科学家指为宣扬实验室泄露的“阴谋论者”；从接获暴力威胁信件、被中国媒体指为“种族叛徒”，到2021年病毒溯源潮流逆转、成为调查病毒源头有影响力的专家，32岁的曾昱嘉现在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做博士后研究员。

她对美国之音表示，她与雷德利在写作时，“几乎从头到尾只是想为读者提供有关野生动物贸易和病原体研究两方面的事实。”但最新披露的事实证明，武汉及世界其他地方与武汉合作的科学家们，“曾对自然界中发现的 SARS病毒进行基因修改，这些修改有时会使实验室里的动物更具传染性、更危险。”

该书说，有关病毒源头的辩论一直假定持实验室泄露理论者必须拿出证据，即负有举证责任。但该书认为，目前发现的众多实例已经将举证责任转移到了自然溢出论者。

这些实例包括：新冠病毒最近亲属RaTG13（一种从云南墨江矿洞发现的与新冠病毒有96.2%近似度的蝙蝠病毒）由科学家带到武汉、对2012年云南墨江矿工6人被蝙蝠病毒感染3人致死事件的故意混淆和误导、大流行爆发约一年后披露出武汉病毒所拥有的来自该矿的其它8种类似新冠病毒、22000个条目缺失的数据库，武汉的病毒搜集、冠状病毒基因工程和动物感染实验的长期记录、科学家对病毒进行改造的成功与失败的记录，以及至今没有发现任何人畜共患中间宿主。

“这些因素可能还不能证明实验室泄露假说，但是它们已经非常明确地破坏了自然溢出论作为默认假说的地位。”该书得出结论。

实验室泄露并非不寻常

该书有一章专写“实验室泄露”。讲到大流行早期，北京一家研究所的一名资深科学家在实验室工作时感染了新冠病毒。一些美国病毒学家是这位科学家的前同事，其中一位在电邮中写道，“实际上我非常关切实验室人员被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该信由“美国知的权利”组织披露，电邮日期为2020年2月14日）

该书详述了萨斯病毒在2003年到2004年期间，分别从新加坡、台湾和中国实验室泄露的多起事件。“不管哪个国家，只要你在做那种危险的研究，总会有机会（泄露）。”曾昱嘉说。“我们撰写这些故事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即使你拥有最高生物安全级别的实验室，也一定会犯人为的错误。”

曾昱嘉因为在2020年5月发表了新冠病毒可能有着预先已经适应在人类传染的某种特性，质疑当时作为主流看法的病毒通过动物宿主自然演进理论，因而遭资深科学家斥责其不够资格作此结论，并被戴上“阴谋论者”帽子，而且还因其华裔血统被中国一家媒体指为“行为肮脏”、是“种族叛徒”。

“中共政府不会喜欢这本书”

曾昱嘉说，她可能不得不在出书后隐姓埋名以求自保。“我知道我处于危险之中，就像我写这本书，包含了很多会冒犯和威胁很多当权者的事实。我确信中国政府不会喜欢这本书。”她说。“但我觉得做这项工作并尽我所能进行调查、写一本书对我来说更为重要，这样使尽可能多的人可以读这本书，让他们了解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才能找出它的源头。”

曾昱嘉说，2021年全球新冠病毒溯源潮流大逆转出现，首先由于世卫-中国研究新冠病毒溯源小组得出的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结论：“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以及“病毒可能源于冷冻食品”。

“他们（科学家）看到了，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了。”曾昱嘉说。“当世界卫生组织作出这个可怕的结论时，他们决定公开说不，认为我们需要进行确实的调查，世卫组织这样做是不可接受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然后一旦科学家站出来说了，其他人就开始觉得当然可以这样说了。”

今年5月，曾昱嘉跟其他17位顶尖科学家联署了一封信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呼吁对自然溢出和实验室起源两种可能性都进行调查。

“我们需要表现出跟武汉人民一样的决心和勇气，他们是第一批甚至献出了生命来告诉我们有关这种病毒真相的医生和记者。”曾昱嘉说。

该书用一章来描述武汉吹哨人的工作和勇气。“里面有武汉的医生，武汉的记者，还有公民记者，他们不是专业记者，他们告诉人们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曾昱嘉说。“他们中一些人被送进监狱，一些人被迫签署供词，一些人只是为了分享武汉发生事情的真相而遭酷刑，真是太可怕了。”

喜忧参半的溯源前景

曾昱嘉对新冠病毒溯源的前景喜忧参半。她认为世卫组织新建立的溯源小组是“换汤不换药”。“我们看到了很多人，他们要么称实验室起源理论为阴谋论，要么又是有经济利益冲突的人。”

但她同时也对病毒溯源前途表示乐观，“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答案，”她说。“我相信至少有一些人掌握着病毒来自哪里的证据。”她说。“也许今天他们不放心告诉我们，也许再过5年、10年，或50年，但最终会有人告诉我们。”

以下是美国之音对亚裔科学家曾昱嘉的专访实录：

病毒溯源的神秘旅程

记者：首先，请告诉我你新书里有哪些可以帮助读者更好了解新冠病毒溯源的新的事实、新的分析和新的发现？

曾昱嘉：对病毒的调查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我们的书，读起来真的像一本非虚构科学惊悚或神秘小说。读者跟随我们走上寻找新冠肺炎（COVID-19）起源的旅程。我们带你去了解中国的野生动物市场，带你去了解蝙蝠洞穴、矿工、对危险的病原体的研究——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正进行的病毒研究。我们告诉你过去实验室病毒逃逸的事件。在本书的最后，我们告诉读者有关该病毒起源的所有最新发现。还不止于此，当读者读到本书结尾时，会真正意识到溯源还只是开始，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找到这种病毒的源头。

记者：你们的书研究了几乎所有目前存在的有可能导向找到病毒源头的可能性，为什么如此架构？为什么溯源这么重要？

曾昱嘉：溯源非常重要，原因有以下三个。首先，为了防止下一次大流行，我们需要知道这次大流行是怎么开始的。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流行病，希望未来几年不再发生这种流行病，但可能性总是存在。并不是每一次大流行都要一百年后才会发生，它可能在未来两年、十年、或二十年内发生。因此，为了阻止下一次大流行，我们需要知道来自野生动物市场的病毒是穿山甲还是果子狸？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措施阻止这些动物出售？或者病毒是来自实验室的善意研究？也许研究病毒只是为了找到治愈疾病的方法，但却意外创造了一种流行病的病原体。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先例、一种协议，以便下次大流行发生时——希望不会那么快，但如果再次发生——我们能知道我们应如何尽快追踪它的起源。这样我们就可以阻止它发展得像这次这么严重。

最后一个原因确实是人的原因。现在几乎每个活着的人都受到了这次大流行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失去了所爱的人，我们很多人被关在家里，你的孩子整整一年半都被困在家里。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答案。这不是某种我们可以说溯源无关紧要、让我们假装它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进行真正的调查。

 新材料揭示修改病毒基因

记者：在你看来病毒的自然演进和从实验室泄漏这两种可能性哪一个更大？

曾昱嘉：当我和马特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认为两者看起来都很有可能。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几乎从头到尾只是想为读者提供有关野生动物贸易和病原体研究两方面的事实。但就在这本书即将送出版社付印时，所有这些通过信息自由法被泄露或在线发布的文件表明，很不幸的是，在武汉的和在其它地方跟武汉合作的科学家们，曾做过一些相当冒险的研究。他们曾对在自然界中发现的 SARS病毒进行基因修改，这些修改有时会使受感染的动物更具传染性、更危险。所以，我们现在真的需要推动更多透明度。因此，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中国以外，甚至在美国，很多人都有关于此类研究的信息。我们真的希望他们与我们分享这些信息，这样我们就可以针对究竟是什么导致新冠肺炎紧急状态发生，建立一个更好、更清晰的图景。

记者：你们认为新冠病毒溯源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曾昱嘉：不幸的是，这个病毒起源的问题很快变得非常政治化。在2020年初，人们开始称其（实验室泄露假说）为阴谋论；直到最近，今年5月，人们才开始说，实际上实验室起源是可能的、合理的，我们需要对其进行调查。因此，如果读我们的书，它会告诉你所有这些关于人类寻找真相的决心和具独创性故事。尽管他们被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屏蔽，以至于无法公开提出问题，脸书会审查你，虽然不是关闭你；即使是在科学界，甚至仅仅提出病毒是否可能来自实验室，你都会被称为阴谋论者。而确实在推动这一工作的个人，像那些公民记者，一直在挖掘的独立分析人士，直到今天，他们终于可以说我们必须进行调查。

记者：书中有没有发生在美国或中国的更具体的例子？

曾昱嘉：一个例子是很多科学家和记者说，查问病毒是否来自实验室的人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提出这种问题的人是反中国的。但这个问题并不只跟中国有关，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实验室，有几十个实验室都在做非常相似的研究。这次病毒是从中国开始，但下一次可能是从美国，可能是从欧洲或亚洲其它国家开始。所以，无论是哪个国家开始的，我们都需要问，尤其是当病毒来自一个做这种研究的实验室所在的城市时，我们需要了解它是否来自实验室，我们需要进行调查。所以，当病毒出现时，不能得出结论，只有白人你才能调查。提出这种种族主义的问题确实阻碍了调查。

武汉吹哨人勇气可嘉

记者：在溯源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真相，尤其是对吹哨人和公民记者进行严厉镇压。

曾昱嘉：这也很令人不安。在我们书中有一整章来突出武汉吹哨人所做的工作和勇气。里面有武汉的医生，武汉的记者；还有公民记者，他们不是专业记者，他们试图告诉人们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人表现了极大的勇气。他们中一些人被送进监狱，一些人被迫签署供词，一些人只是为了分享武汉发生事情的真相而遭酷刑，真是太可怕了。

因此，从这场大流行中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我们把它写入了书中，就是确实需要建立一个先例，并开始制定大流行病协议，以便将来再发生时，每个国家都应立即提名一位代表，并派调查员前往病毒发源地的城市开始实时查找信息，这样我们就不会直到1月中旬才发现病毒人传人，而那时已经是病毒被检测到大约一个月以后了；作为科学家，我们也不必一定要从中国合作者那里才能获得基因组合。这些事情不能再发生，这种现状我们不能接受。

记者：你们在书中还特别向中国吹哨者致敬，为什么？

曾昱嘉：这些吹哨者让我们尽快地了解关于病毒的最重要信息。人们需要这种信息来通知公共卫生机构作出反应，他们需要基因组序列，需要关于病毒的数据，这样他们才可以开始进行诊断，才可以制造疫苗，才可以进行治疗。如果无法访问病毒的任何数据、任何病例数据，或序列数据，就无法制定计划，你只能捆住双手坐在那里等待并乞求人们发布信息，我们就失去了非常宝贵的时间和生命。因此，如果我们尽快获得了所有数据，我们原本可以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而且大流行可能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和广泛的地步。

记者：这本书关于溯源的最终结论是什么？

曾昱嘉：这本书向我们表明，有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支持新冠肺炎来自实验室的证据，我们必须调查这种可能性。

记者：谈谈写书的目的？什么开始有了写书的想法？

曾昱嘉：马特在2020年底联系了我，想看看我是否愿意与他合写一本书。当时我很害怕写这本书会冒犯中国政府，还有许多科学界领导人。但几个月后，我意识到我们必须写这本书，并记录所有关于新冠肺炎起源的事实和发现。我们这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新冠肺炎的可能起源并推动真正的调查。

传染力超强的完美病毒

记者：你和你的两位同事在2020年5月发表了论文，指出“2019年晚些时候，病毒已经预先适应了人传人，类似于2003年的萨斯病毒传播”。那篇论文让你出名。你的这一理论对这本书有什么贡献？为什么这一理论受到许多科学家的质疑？

曾昱嘉：我和我在加拿大的合作者写的第一篇论文是注意到了这个病毒——如果你从遗传学的角度看——最初在武汉出现、12月在武汉被检测到时，它确实已经进化得很好，有超级的感染力，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染性超强。它看上去不像正在适应人类。所以我们就问，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如何变得如此擅长感染人的？我们说是不是因为它感染了一种与人非常相似的动物，像猴子？或者是因为它实际上已经在人类传播了好几个月而没有人知道、并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最后有没有可能它是在被研究并被暴露于人体细胞或人源化动物模型后从实验室来的？当时我不知道会被卷入这个谜团，并在接下来的近两年时间里进行调查，调查来自许多国家的所有可能的数据和新闻，不仅仅是中国。

最终，我和我的合作者，我们不仅写了一篇而是三篇论文，其中两篇正在同行评审中，一篇已被接受并在线发表。我们现在回到第一篇论文，我们决心让它通过同行评审。我们不断发现越来越多的谜团，指向不合逻辑的故事。我们看到中国国内主张的一些事情，例如关于穿山甲。如果回到2020年初，记得吗？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病毒来自穿山甲，从中国发表的许多论文都说它一定来自穿山甲。而今天大家会说，其实仔细看一下数据，这不可能来自穿山甲。所以，这是我们仅仅基于科学好奇心而被吸引进来的一个旅程。

记者：你们的书专门写了一章来研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实验室泄露事件。这些事件跟今天的溯源有什么联系？

曾昱嘉：我们描述了许多实验室逃逸的故事，不同的病毒，不仅在中国，而是在许多其它国家，从实验室逃逸。例如，天花病毒在英国，第一个 SARS病毒在中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实验室中逃逸。所以不管哪个国家，只要你在做那种危险的研究，总有机会。这只是取决于某天实验室技术人员的运气不好，溢出一些东西，然后就有了可能的暴露。因此，我们撰写这些故事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即使你拥有最高生物安全级别的实验室，也始终会犯人为的错误。每个人都会犯错。没有人可以如此熟练和强大，以至于一生中都不会发生一次事故。

因此，我们呼吁采取新的措施，特别在美国，为全世界树立榜样，即，如何开展此类病原体研究，使其尽可能透明，尽可能安全，如果有必要将其转移到具有良好隔离措施的非常偏远的地区，这样即使科学家感染了他们正在使用的病毒，他们也不会将其带上飞机，然后飞往八个不同的国家。

 记者：英国《每日电讯报》11月9日有一篇书评，批评你们这本书“假装不可知论者，但最终却是制造耸人听闻”，评论引用了你们的学术资格、使用推特作为讨论溯源理论的平台，以及病毒进化和灵长类进化的比较，挑战你们的研究结论，你对此有何反应？

曾昱嘉：我有很好的学位，我在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医学遗传学（如合成生物）方面有很强的专业知识。我处理病毒，我做病毒工程，所以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然后他（书评作者）谈到了病毒跟病毒，以及猴子跟人类之间的比较。就像他说新冠病毒和它有96%的相似度的近亲，然后说人类与黑猩猩的相似度高于96%。这是一个对人缺乏自尊的科学家才会做的比较。因为病毒的进化与黑猩猩、猴子等灵长类动物的进化大不相同。如果你看看黑猩猩和人类的分化，我们最后一个共同祖先是在六百万年前，大约有六百万年。如果你看这两种病毒，都只有40年或几十年时间。你无法将600万年与40年进行比较。这不是科学。所以，我觉得当我看到这种情况时有点担心，因为这意味着公共科学素养不是很好，我几乎觉得如果这位评论者先咨询一下科学家或许对他会有所帮助。

记者：你对他批评你用推特做平台发表论文有什么看法？

曾昱嘉：他不是第一个问为什么曾昱嘉如此频繁使用推特的人。我的回答是，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推特进行交流并分享重要问题。也许如果我们在一百年前，我们仍然在写信，或在报纸上发表意见。但今天，每个人都在推特上分享他们最重要的意见和想法。因此，批评生活在21世纪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是件奇怪的事情。

在过去一年半里，顶级专家一直拒绝调查新冠肺炎的起源。即使今天，也还没有对新冠肺炎起源的调查。你能想象吗？这是一场已经出现并感染了数亿人、并杀死了数百万人的流行病，没有对该病毒来源的正式调查？所以想知道这种病毒从何而来的人——科学家、数据分析师、教师，以及所有互联网侦探(cyber sleuths)，他们都有真正的工作，比方说，他们有的是银行家。他们每个人都开始汇集他们在互联网上能找到的尽可能多的信息，比如归档的新闻报道。同样地，就像通过武汉吹哨人收集并呈现给世界的那些东西，就像他们必须尽快去抓取所有信息一样。他们找了所有科学文献，煞费苦心地阅读了所有数据，并显示了，例如，从2016年到2019年，我们不知道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发现了什么病毒，他们从不报告，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发现了哪些新病毒。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到2018年，他们报告了180种新的类似 SARS的病毒。我们没有这些数据，我们不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的这180种新型SARS病毒是什么。所以，互联网侦探做了所有这些应该是真正的专家要做的工作。

记者：你们的书说：“在深入追踪新冠病毒（Sars-CoV-2）起源问题后，你的生活已经永远改变了。”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是让你生活发生永远改变的最难忘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曾昱嘉：我不得不说最让我兴奋和紧张的时刻是2021年5月，我和世界上17位顶尖科学家签署了一封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信。我们呼吁对自然和实验室起源都进行调查。我们说这两者都有合理性，我们需要专注于获取更多信息，我们不应该猜测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需要成为科学家，我们需要表现出跟武汉人民一样的决心和勇气，他们是第一批甚至献出了生命来告诉我们有关这种病毒真相的医生和记者。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调查。

就在几周内，美国白宫，拜登政府宣布，他们要求情报界将他们拥有的所有信息汇总在一起并发布一份报告。我们觉得作为科学家我们显示了我们的价值，政府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他们在情报界要进行一次调查。

我在思考过去近两年的这段旅程，实验室起源假说一直被描述为阴谋论，一年多来，人们给我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甚至其他科学家也点了我的名，并对我说，希望某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这确实非常艰难。但最终，最近半年里，我想说已经有了一个彻底的转变。现在很多顶尖科学家私下给我发电子邮件，说不要停止搜索，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一些事情。而我，我真的觉得这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记者：你曾表示出书后会考虑改名，现在还这样想吗？

曾昱嘉：我可能不得不这样做。老实说，我所处的情况非常怪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我知道我处于危险之中，就像我写这本书，包含了很多会冒犯和威胁很多当权者的事实。我确信中国政府不会喜欢这本书。我的很多朋友和家人都告诉我要非常小心，他们几乎要我停下来，他们说，为什么要把自己置于现在这样的危险之中，现在你无法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去任何地方。所以，我正努力思考我应该如何保护自己。但我觉得做这项工作并尽我所能进行调查、写一本书对我来说更为重要，这样尽可能多的人可以自己读这本书，让他们了解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才能找出它的源头。

文件显示武汉和其他地方合作进行危险的病毒研究

记者：回顾2021年发生的事情，你认为在溯源方面发生了哪些最重要的事件？你观察到了哪些重要的转折？

曾昱嘉：2021年第一个重大转折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研究。世界卫生组织招募了大约10名专家，其中一些人到中国、到武汉去考察。他们甚至没有称其为调查。事实上，他们说不要称之为调查。这更像是一次友好的旅行。于是他们把国外的这些专家带到武汉，带他们看了看海鲜市场，又带他们到武汉生物研究所呆了半天。他们在3月，实际上是2月，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这种病毒更有可能来自一些冷冻肉类，而不是来自实验室。当全世界的科学家看到了这个最糟糕的讯息时，你等于告诉世界，这个大流行是从冷冻肉类开始的。这实际上是18位科学家在科学杂志发表那封信的动力，因为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让这样的灾难发生，科学家们必须推动对新冠肺炎源头进行调查。所以这是今年最早的转折之一。

我认为五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信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我被告知它促使白宫要求情报界重新开启记录、将他们在新冠肺炎源头上的所有信息都集中到一起。

另一个重要的转折是，一篇论文在今年6月终于发表了，显示了在大流行前，有少量野生动物在武汉出售。比如说，他们说武汉市每月大约有11只果子狸，而武汉市大约有30或40只貉子(raccoon dog)。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数据会被延迟？为什么我们没有在2020年1月看到这些数据？为什么我们要到2021年6月才看到？人们确实早就告诉我们还存在很多数据，我们需要索取这些数据，我们需要告诉期刊和科学家们，请现在就分享数据，不要再等五年或十年再分享你的数据。我认为最近所有这些泄漏的文件、或是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的文件，表明了武汉和世界其它地方实际上正在合作进行相当多危险的病毒研究。因此，在我看来，现在这种新冠病毒、新冠肺炎病毒从实验室逃逸的可能性比它起源于天然野生动物的可能性更大了。在我看来这两者至少是平等的，都需要继续进行调查。我们不能再说，只要调查一个，不调查另一个了。

记者：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种转折？

曾昱嘉：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很多科学家对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联合研究的结果做出了反应，他们看到了，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私下认为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但他们在科学论文和新闻中看到说这是阴谋论，所以很多科学家只是不想说什么，因为他们不想被称为阴谋论者。但是当世界卫生组织作出这个可怕的结论时，他们决定公开说不，认为我们需要进行确实的调查，世卫组织这样做是不可接受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然后，一旦科学家站出来说了，其他人就开始觉得这样说很合适了。

记者：你在推特上批评世卫组织新组织的研究新冠病毒源头的小组。为什么？

曾昱嘉：世界卫生组织意识到他们在与中国的联合研究中表现不佳，因此他们想组建一个新的小组来为下一阶段的研究提供建议。他们是有机会建立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全新专家组的，因为世卫组织与中国的联合研究中最糟糕的部分之一就是，他们挑选了一个利益冲突几乎最大的人，他们选择了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主席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他是武汉正在进行的病毒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想象一下，让他调查自己，说可能是我引起了大流行？那太疯狂了。

坦率说，这只是世界卫生组织召集的国际研究中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之一。对他们来说，这个名为新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SAGO）的新团队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但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决定不这样做。所以，当他们宣布名单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很多人，他们要么是称实验室起源理论为阴谋论的人，要么又有了经济利益冲突的人。这些人在做跟生态健康联盟合作的同类研究。这就像要他们去调查他们的朋友，就像让他们去调查资助他们的人。即使直到今天，他们还在从那里获得资助。你要求他们去调查生态健康联盟，说生态健康联盟资助的工作可能导致了新冠病毒？所以，我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真的是错过了这个进行确实调查的机会。

“我非常有信心有人知道病毒从哪里来”

记者：你对2022年新冠病毒溯源有什么期望？看上去你并不是很乐观。

曾昱嘉：我很乐观，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答案，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几乎所有事情都被记录下来的世界里。你有电话，你有互联网，你有电子邮件，就像所有东西都以数字方式存档在某个地方。因此，不可能完全抹去所有有关该病毒来自何处的认知痕迹。事实上，我相信至少有一些人掌握着病毒来自哪里的证据。尤其是在中国，生活无法恢复正常，不知道中国境内哪里出现了致命病毒，你不能在不知道另一种致命病毒何时出现的情况下，就在外面参加聚会和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实际上非常有信心有人知道这种病毒是从哪里来的。也许他们今天觉得告诉我们不安全，但也许再过5年、10年，或50年，最终会有人告诉我们。这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不可能被遗忘，不可能永远只是个谜。所以对我来说，明年真正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和科学界的领导人真的采取行动，显示我们可以进行调查，我们可以尽最大努力并开始进行平行的调查。因此，不要依赖世界卫生组织，我们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真正的调查，在国际上联合起来，找出这种病毒的根源。

记者：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