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 - 中国底层升迁路几近停滞 富人和有政治关系的精英人士子女壟斷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 - 中国底层升迁路几近停滞 富人和有政治关系的精英人士子女壟斷

多个迹象显示，随着中国经济越发成熟，底层升迁的路径几乎停滞。更多的跻身上层机会被富人和有政治关系的精英人士的子女所获得；来自贫穷或农村家庭的孩子更难有机会出人头地。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2021年发表的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发现，20世纪80年代出生在中国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比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孩子更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跻身上层，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代际贫困陷阱”。

  这篇发表在《美国经济期刊：经济政策》2021年2月的文章（（题为“中国上升的代际收入持续性”）说，在中国“八零后（1981年至1989年出生的人）中，其父母属于中国经济金字塔的底部20%的人口，有7.3%的“八零后”进入社会的最顶部20%的群体。

对比“七零后”（1970年和1980年之间出生的类似人群），则有9.8%的机会上升到前20%的最顶部群体。出身贫困家庭的“七零后”跻身顶层的总人数比“八零后”多出数百万人。

研究说，统计表明代际贫困传递在不断增加，来自最弱势家庭的孩子上升到顶层20%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阶层固化现象越发严重。从收入为前20%父母的子女仍能留在最顶层收入群体的比例来看，“七零后”约为45.9%，对“八零后”来说，则上升到48.7%。这表明，富人的后代越来越有可能与他们的父母保持同样的经济地位。

文章总结说，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社会不平等与代际收入流动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爬上社会经济阶梯的可能性越小，代际收入持续性越强。

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跳跃的路被堵

在中国，对贫困家庭或农村家庭的绝大多数孩子来说，上大学是打破阶层的唯一通道；越是上好大学，日后出人头地的机会就越多。

1990年，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学生中，约22%来自中国农村，但到2016年，这一比例为10.2%。虽然中国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转变，但研究人员表示，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还不够快，不足以解释如此巨大的转变。

寒门更难出贵子。“蚁族”概念的提出者、学者廉思2011年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根据清华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者2013年的研究发现，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参加高考的学生，上211工程大学、顶尖大学的概率，要比城市学生分别低11倍、43倍。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因素是教育上的投资差异。根据安盛投资管理公司的数据，一些一线城市的普通家庭已经将他们实际工资的四分之一用于辅导子女。显然，农村学生没有这样的家庭机会。

北京市文科状元熊轩昂2017年在接受中国国内采访时直言，自己是中产家庭的孩子，又生在北京，这些教育上得天独厚的条件，农村学生没有享受到。

6亿人月收入140美元v.s.千个亿万富翁

还有，随着相对流动性下降，中国的不平等现象也在不断恶化。1978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和收入最低的50%群体各占全国总收入的约四分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18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占全国总收入的40%以上，而收入最低的占据中国一半的人口的收入综合不到全国总收入的15%。

2020年，中国最富有的前1%的个人拥有全国约30%的财富，比2000年增加10个百分点。对比同一时期，美国最富有的前1%的人控制的财富份额仅增加了2.5个百分点。

从历史上看，国家快速工业化往往会导致更高的社会流动性，至少在最初会有较多底层人跻身上层；而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这种代际现象才会变慢，停滞不前或逆转。其中政府政策选择，如对教育和医疗的重视程度，以及如何对财富征税，都会产生影响。

根据中国研究公司胡润百富的数据，2020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居住在的本国的十亿美元企业家人数超过1000名的国家，亿万富翁数超过了排在其后的美国、印度和德国三个国家的总和。

但是，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开承认说，中国有6亿多人平均月收入不到140美元（1000元人民币），他们约占全国40%的人口；这一月收入比2020年生活在中国农村月平均支出还要低40美元。

资源流向了最上层红色贵族永远享有特权

哈佛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周翔告诉《华尔街日报》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期间的成年中国人大多经历了“水涨船高”的局面。

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为避免危机，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后，许多普通贫穷家庭中涌现出一批富豪。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成熟和增长速度的放缓，资源带来的更多好处流向了跟政府有良好关系的个人。新兴的私营部门允许行政精英通过政治影响力和社会网络积累财富，许多中共政府官员自己变成了企业家。

2021年揭露中共腐败、红色家族如何运作的新书《红色轮盘》（Red Roulette）中说，中国企业家的“黄金时代”以及这个时代已经消退。

作者是中国女富豪段伟红（英文名Whitney）的前夫、现居英国的商人沈栋（Desmond Shum）。他说：“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并不是因为他相信民营企业家精神，而是因为当时国家破产了。”“为了救国，党必须让私有制和企业家精神蓬勃发展。”“他们从未改变，这是权宜之计。”“只有在危机时期，党才会放松控制。”

沈说，“红色贵族将永远享有特权”。“他们从小就去不同的幼儿园和学校，住在不同的院子里。……这就是这个系统一直以来的运作方式和结构。如果你和中国的政治权力没有联系，你就永远不会做成任何有意义的事情。”

包括哈佛大学社会学家雷雅文（Ya-Wen Lei）在内的研究人员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随着中国人的经济期望值提高，他们对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不能容忍。

生活像大山似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只好躺平了，放弃了所有，轻松了许多，由于心中没有了罣碍，倒也洒脱。

底层躺平不满社会不公高层紧张封杀

四川省重庆永川青年小姜（化名），从16岁开始一个人去大城市闯荡；到了2021年5月，三十多岁的他因在工地干活时被钢筋打伤，住了两个多月医院回到乡下、开始“躺平”生活。

“你没背景，家里面没贵人相助。”他告诉大纪元，“我现在想通了很多事，挣钱是什么嘛？你挣钱挣得结果把自己弄伤了，弄残了，弄病了，根本就没意思。你把这些钱全部送给医院。”

“我现在在农村，我有自己的房子，有吃的，有住的。”小姜表示。

大陆法律人士许先生早前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人还是比较有奋斗精神的，“但是你付出努力却没有相应回报的时候必然会有一种对抗情绪，无论这是积极还是消极的”。

“躺平”成为中国年轻人的一种潮流，他们对有限的职业上升空间和漫长的工作时间越发厌烦；他们拒绝从事那些不能让他们出人头地的工作，背后折射的是现代中国年轻人面临的压力与困境。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你再怎么奋斗也是阶层固化，再怎么奋斗，无非就是搞个‘996’，也就累了。种种原因导致这样不结婚、不生孩子、不消费、不买车……这样的生活。”

996是每天上午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普通工薪阶层发现，他们无法看到成功的希望。而且在民营企业规模缩减、人口老龄化压缩年轻人就业空间、家庭开销日益增加之际，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比如：高不可及的房价。根据房地产经纪公司高力国际集团的计算，截至今年6月，北京的平均房价约为家庭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的25倍，上海为20倍。相比之下，伦敦的这一比例不到8倍，纽约市约为7倍。

中共卫健委官员在2021年5月31日就“三孩政策”答记者问时承认，近年来，民众生育意愿降低，排在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占75.1%）、“没人带孩子”（占51.3%）和女性职工生育后工资下降（占34.3%）。

因“躺平”一词代表遭遇社会不公，很快遭到中共当局封杀。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分析说，躺平的出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中共官方的价值观，在党国一统的中国，任何不顺从的苗头，或者可能孕育一种反对甚至反抗的萌芽，都令官方十分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