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鲁迅骂为“走狗”的梁实秋l

 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的，其极端反对文学是表达人性的观点，认为文学是改造精神推动社会变革的武器工具；而梁实秋则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双方开展了论战，最后甚至发展成论骂，鲁迅还将“资本主义的走狗”的大帽子扣在梁实秋的头上。由于中共一向推崇鲁迅，在大陆，鲁迅的谩骂成为梁实秋一个挥之不去的标签，而这掩盖了其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那一面。

 民国时期不少作家如茅盾、老舍、巴金、郭沫若、丁玲、沈从文等，在中共建政前后，选择了留在大陆，有的甚至对中共百般逢迎，如郭沫若。然而，他们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没有逃脱过中共的迫害，老舍更是在文革中不堪受辱，投湖自尽。与他们不堪的命运相比，作家梁实秋则靠慧眼看透了中共而选择了离开大陆，他也因此得以善终。

 

对鲁迅的评价

在梁实秋的一生中，并无自己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是以文评家、散文家、翻译家为世人所熟知。他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广为人知。在梁实秋出版第一本书后，他与当时同情共产党的左翼作家鲁迅在对文学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的，其极端反对文学是表达人性的观点，认为文学是改造精神推动社会变革的武器工具；而梁实秋则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

 

双方开展了论战，最后甚至发展成论骂，鲁迅还将“资本主义的走狗”的大帽子扣在梁实秋的头上。由于中共一向推崇鲁迅，在大陆，鲁迅的谩骂成为梁实秋一个挥之不去的标签，而这掩盖了其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那一面。

事实上，梁实秋对鲁迅杂文、散文、小说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客观的。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梁实秋对鲁迅的评价如下：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

 

——鲁迅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

对共产党的批评透智慧

梁实秋回国后，经常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新月》以及30年代中期在北平自办的《自由评论》上，发表了若干批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文章。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彰显了其做人的良知和勇气，而对共产党的认知则彰显了其智慧和透视力。

在《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中，梁实秋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

“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

“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

此外，梁实秋对共产党讲阶级性的“文艺政策”亦深恶痛绝。

离开大陆

抗战爆发后，梁实秋辗转前往重庆，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国共内战爆发后的1948年底，国民党败象已显，各方人士都面临着是否离开大陆的选择。尽管梁实秋对国民党十分不满，但认为共产党治下更无自由，“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和胡适、傅斯年等知识分子做出了离开大陆的选择，而曾与他同样批评过共产党的罗隆基、储安平等以及一大批作家则选择了留下。1949年前不同的选择注定了他们各自的命运。

可叹的是，梁家前往台湾的只有梁实秋夫妇和小女儿梁文蔷，已从北大毕业的大女儿文茜，因为结婚嫁人，留在了大陆，儿子文骐因正在北大读书，也没有走。这一别不仅让一家人生死不明的分隔了几十载，而且留在大陆的家人也没有躲过中共的迫害。

台湾生活与大陆家人遭难

据梁文蔷回忆，一家三口初到台湾时，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梁实秋以教书、写文章为生。在生活安定后，又继续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但梁实秋并不在意，他的妻子程季淑也给予了其全力以赴的支持，并不强迫他出去赚钱。可以说，除了教书，梁实秋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上，共翻译了四十一卷。此外，晚年他还主编了八万多条词汇的《远东英汉大词典》。

1974年4月，程季淑去世，与妻子感情甚笃的梁实秋非常悲伤。而直到妻子去世一个月，梁实秋才辗转得知了身在大陆的大女儿、儿子仍然在世的消息。

梁实秋的儿子梁文骐，北大毕业后在安徽科技大学教授数学，六十年代转到广州暨南大学任教。八十年代初来美国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后来申请去台湾与梁实秋团聚，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统计研究所研究员。

由于毛泽东曾指名道姓的骂梁实秋为反动文人，梁文骐在大陆期间也受到牵连，文革时被打为黑五类，下放劳改整整10年，期间他曾被反绑双手拉去陪斗，到达地点后被红卫兵一脚由卡车上踹下车去，手不着地的摔到车下，差点丢了性命。

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曾在法院工作过，后做了职业律师。因父亲的关系，她在“反右”期间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改造，回来后被分配到一家房管所收房租。文革爆发后，再次被下放到农村改造。期间丈夫不堪折磨离世。

结语

1987年11月，梁实秋因心脏病突发辞世，终年84岁。2007年，79岁的梁文琪亦辞世。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梁实秋当年选择留在大陆，断不会完成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翻译的，更遑论自由的教书和表达看法，他留在大陆的儿子梁文琪、女儿梁文茜就是个明证。当历史走过，谁能不说梁实秋具有一双慧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