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要羞辱人民？

 

中国为什么要羞辱人民？

清零政策带给中国民众的感受之一是羞辱。时评作家长平分析认为，“辱民”是历代专制者统治人民的基本权术之一。 

 新冠疫情两年半以来，受到全球最严厉管控的中国人的感受是什么？最近读到的几篇外媒报道，都对此作了记录：恐慌、愤怒、悲伤、疲倦、沮丧、无助、绝望、荒诞……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写下另外一种普遍的感受，那就是羞辱。

为了健康和医疗而进行必要的身体检查，那是科学；从健康和医疗的角度看，每天被强迫进行非必要的身体检查，那就是羞辱。一个人因为违法犯罪而被拘押审讯，那是咎由自取；一个人遵纪守法，却长期被电子脚镣一般的"健康码"密切跟踪，随时可能被关押在家、在商店、在车里甚至在厕所，或者被强制运转到数百公裡之外的所谓临时医院集中关押，那就是羞辱。

全世界的抗疫经验摆在那里，那就是全民推广疫苗接种，尤其是被广泛证明有效性较高的西方mRNA疫苗，但是中国政府顽固地拒绝批准进口，而执着于核酸检测、戴口罩、隔离和封城。

统治者要实施任何非常规的高压政策，都要依靠授意基层官员滥用职权，随意对民众进行剥夺和羞辱。几个没有任何执法资格的所谓志愿者，就可以把没有戴口罩的行人抓起来游街；自称警察的人随时可以破门而入，将隔离在家完全有理由拒绝做核酸检测的人铐走；一个人不小心感染上病毒，可能在整个社区遭到千夫所指。

 很多中国人感到庆幸，因为政府当初放弃了肛门拭子检测的推广。但是，当局以防疫为名对民众从身体、精神和智力的羞辱，仍然无处不在。

"洗脑"与"洗澡"

在本专栏的上一期文章中，我谈到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不仅用肯定的语气描述"百代都行秦政法"，公开仰慕、竭力赞美秦始皇，而且骄傲地宣称"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

毛泽东不只是过过嘴瘾，而是认真学习了秦朝残暴统治的精髓，毫不迟疑地付诸实践。其统治术之一就是对人民的羞辱。

作为秦朝"国策"的奠基者，商鞅在《商君书》里列出的驭民术，除了愚民、弱民、疲民、贫民、虐民、壹民之外，就是辱民。商鞅认为，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只有羞辱人民，剥夺其尊严，才方便统治。

很多人惊讶于饱读诗书的毛泽东的粗鄙，比如他骂梁漱溟同情贫困农民：

"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将异议知识分子的批评斥为"放屁"："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 

其实这不只是个性如此，而且是一种统治话术。思想改造，西方人称为"洗脑"，听起来已经很形象很恐怖了，但是侮辱性不够，中共改为"洗澡"。作家杨绛以《洗澡》为题写了一部小说，借其中人物说："难听着呢！叫什么'脱裤子，割尾巴！'女教师也叫她们脱裤子！？" 

"洗澡"的结果，就是全民羞辱。首先是那些学贯中西、性情孤傲的知识分子，很快展开了一场自我羞辱的竞赛。随后，大家都被注射了政治狂犬病毒，疯狂咬完自己之后，再疯狂咬别人。从知识分子互咬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到全民互相揭发的"文革"，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谁是"社会害虫"？

尽管毛泽东称颂秦始皇，但是我并不认为"辱民"是商鞅的专利，或者是所谓中国文化传统，它是所有专制者的基本权术。无论是在苏联的"古拉格群岛"，还在德国的纳粹集中营，都是先把统治者想要消灭的人民妖魔化，然后孤立、羞辱，最后消灭。

德国社会学学者索夫斯基（Wolfgang Sofsky）曾在其著作《恐怖的秩序：集中营》描述，纳粹集中营将羞辱囚犯的过程系统性地融入日常生活，例如人人都穿破烂衣服、剥夺隐私、繁文缛节、随时都面临死亡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骂过犹太人是"害虫"、"寄生虫"，是"传染病毒"的传播者，斯大林也谴责过"人民之敌"是"社会害虫"、"污染源"、"毒素"，是必须"清除干净的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