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告知美国执法部门的情况下就到美国来执法

 

 

去年年底，美国司法部指控八名华人充当中共的特工，其中包括一名武汉警官，指出他们参与了中共政府的“猎狐行动”，对美国居民实施监控，并逼迫他们回国。一家美国新闻机构日前就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深入报道，展现了这场行动如何践踏了美国法律和司法主权。

“上海特大金融诈骗案主犯戴逸宸露出尾巴了……这次一定要把他抓回来，给受害的老百姓一个交代……”

  这是梁朝伟、段奕宏领衔主演的2021年犯罪电影《猎狐行动》的预告片片段，描绘了中共警方跨境追捕被列入国际“红通”名单的一名金融犯罪嫌疑人的故事，并指出这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

2014年，中共公安部启动“猎狐行动”，缉捕境外在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截至去年十月，中国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8000多名外逃人员，包括2000多名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还追回了200多亿元“赃款”。

那么“猎狐行动”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美国新闻调查机构ProPublica日前发布的一份长篇报道就试图还原几年前的一场猎狐行动。报道的作者之一罗特拉(Sebastian Rotella)周一对记者表示，中方人员在此期间明显违反了美国法律。

“我认为美国政府显然认为，中方人员在很多案例中的做法违反了美国法律，也就是说，你不能在没有告知美国执法部门的情况下就到美国来执法。”

美国司法部2020年10月28日宣布起诉八人参与中共政府“猎狐行动”。图为出席新闻发布会的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德默斯（John Demers，左）和联邦调查局长雷（Christopher Wray）。

招募数十人引诱夫妇回国

罗特拉提到的“执法”人员就是武汉市公安局警务合作处的民警胡骥。《武汉晚报》2016年曾报道，胡骥与国际刑警组织有专线联系，参与了十多起案件的跨境追逃工作。

为了还原胡骥和其它猎狐行动的动向，ProPublica 查阅了联邦刑事诉状等法庭文件，采访了美国司法部的现任和前任官员、持不同政见的华人等多名知情人士，还参考了政府、人权组织等机构的报告以及媒体报道等等。报道指出，为了把原武汉市发改委主任徐进和原中国人保湖北分公司副处长刘芳夫妇引诱回国，胡骥多次到访美国，千方百计地逼迫两人就范。

在这个过程中，他领导的行动团队至少招募了近二十名中方和美方人员，其中包括徐进的父亲、自称是中共政府的赏金猎人、美国私人侦探、前猎狐行动目标的亲属、武汉市汉阳区检察官等人。去年十月，美国纽约州的联邦检察官指控胡骥和另外七人共谋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其中六人还被控从事跨州跟踪活动。

就在上个月，美国司法部还追加起诉了参与这场猎狐行动的两个人，其中就包括刚刚提到的那名武汉检察官。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就此事回应说，中方严格根据国际法开展对外执法合作，充分尊重外国法律和司法主权，有关行动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对相关追逃追赃工作的“污蔑抹黑”。

报道提到，中国并非唯一一个进行跨国镇压行动的国家。但罗特拉表示，猎狐行动充分说明，北京当局的镇压规模和影响力显然是最大的。

“我认为这场行动的规模和系统性比我了解的其他国家显然都要更大、更老练，因为中共是个庞大、富有和重要的国家，当局为了维持这个警察国的稳定，倾注了大量资源和技术力量。”

父亲成了“引蛇出洞”的诱饵

报道还披露了这场猎狐行动的一段惊心动魄的细节。为了“引蛇出洞”，胡骥团队把徐进的老父亲带到了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徐家亲戚的家门口，而徐进第二天就开车把父亲接回了自己家。监视小组顺藤摸瓜，最终找到了徐进的住址。但这对夫妇并没有因此就范，而是联系了美国警方，联邦调查局就此介入，而这最终为胡骥团队成员被起诉埋下了伏笔。

早年曾在中国公安系统任教的美国执业律师高光俊代理了多起“猎狐行动”目标人物的案件。他向记者透露，据他了解的可靠消息，胡骥主持的这场猎狐行动只是冰山一角。

“不能说美国政府起诉的案件才是最严重的案件，反过来说，没有起诉的案件并不意味着就不严重。实际上，还有更大的、更有趣的案件，美国政府不一定会公之于众或提起诉讼……据我所知，有的只是为了一起案件，中国政府就派了十几人到美国来执法。”

他还表示，在美国去年对胡骥等人发起针对猎狐行动的第一起诉讼后，中方代理人在美国境内的行动明显有所收敛，而同乡会、商会、孔子学院等中共的“外围组织”也都纷纷想和北京当局撇开关系。

记者尚不清楚武汉警官胡骥的近况。但上述调查报道的结尾提到，胡骥在中国仍然是个“明星”。2018年，他受邀到北京的年度“全国追逃追赃工作培训班”上授课，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当时讲授的是一节关于国际执法合作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