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想收買「天安門母親」？

今天的偉大祖國在中共的管治下，不能不承認，他們真的很富有，但，這種「富有」，除了一堆堆白花花的鈔票之外，中共還有甚麽「富有」的文明價 值？論自由、論民主、論法治、論公平、論道德、論精神價值，中共，只是逗留於第三世界的水平，他們，可以拿出一大堆的鈔票，可以買起世界上最 大的金礦、媒礦、大企業、大集團，可以興建令任何國家也驚懼的戰艦船炮，可是，中共就是沒有一套理念和價值，可以令外國人對他們信服及欣賞。

中共，實際上只是一個窮得只餘下錢的政權，甚麽事，也想用錢去解決，可是，錢，真的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嗎？

天安門母親昨日發表《不容褻瀆「六四」亡靈、不容損害「六四」難屬的人格尊嚴》為題的公開信，當中提及，曾有內地公安企圖以金錢賠償，要求六 四死難者家屬，不要再追求真相

「可是，今年2月下旬「兩代會」召開的前夕，竟然由北京市某區公安部門出面，找到居住在該區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中的某戶難屬，進行所謂的私 下溝通，交換意見。緊接著4月初他們又找該戶難屬談了一次。來人不談「公布真相」、不談「司法追究」，不談就每一位死者做出「個案交代」，只 單單提出給多少錢的問題，而且強調這只對個人不對群體」

「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接受香港傳媒訪問，表明在公開信中已說明，他們要求的，不是金錢，而是為死難者討回公道：「不容褻瀆『六四』亡 靈，不容損害『六四』難屬的人格尊嚴。所有事情都可以商量，唯有這兩條沒商量。」丁子霖說﹕「這篇祭文不單是對我們離開22年的親人亡靈訴說 的，也是對世人訴說，更是要告訴當局我們的回音。」（引用自《明報》）

我希望中共明白，不是錢可以解決一切，真相，有 時較金錢、甚至個人利益更加重要，當一個政權窮得只餘下錢的時候，凡事只能想用錢去解決，這個政權，還可以維持多久？當有一天中共政權面對經 濟困難、如今天美帝的景況，中共，還可以有甚麽去維持他的政權？


以下為公開信全文：

今年正當北非、中東民眾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鬥爭如火如荼之際，迎來了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22周年紀念日。我們作為這場運動的死難 者親屬，回顧當年那曠世劫難的慘烈後果，至今歷歷在目，不忍其痛。

我們始終堅信：凡是發生在「六四」事件中的一切，都刻印在人們的心裏。中國人，尤其是北京人，無法忘懷「六四」，無法忘懷「六四」中 那些被中國軍隊槍殺、碾死的男男女女。 「六四」慘案不會被遺忘，儘管它在國人中「被淡化」、「被屏蔽」，但它在人們心裏依然存在著，永遠永遠地存在著。它已融入了不可磨滅的歷史。

回想起1989年6月3日那個可怕的夜晚，中國軍隊在夜幕的掩護下，以坦克和裝甲車開路，從東西南北各個方向開赴天安門廣場，沿途一 路掃射、追殺，所經之處，學生和市民死傷慘重。當示威學生於4日凌晨列隊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時，軍隊又開動坦克從身後追趕、碾壓，致 使十多名學生當場喪生或碾成重傷。直至6月 6日，政府仍未停止軍事行動，這一天僅在復興門外大街一帶就被打死三人、打傷三人，受傷者年齡最小的僅13歲。整個北京城，在剎那間，天，坍塌了；地，下 陷了。到處是哀嚎，到處是抽泣。一張張年輕的面孔，一個個英俊的身軀，頃刻間化為塵土，從他（她）們生活過的這片土地上消失了。

到目前為止，我們用了整整二十二年時間，記錄下了203位「六四」死難者，還有很多很多沒有找到，或者尚不知道他們家屬的信息。

在我們已知的203位死難者中，有一些是在抗議軍隊實施暴行時被活活打死的；有一些是在搶救傷員和搬運死者屍體時被擊中倒地的；有一 些是在居民區的胡同或街巷裏被戒嚴部隊追殺的；有一些是在居民樓的家中被戒嚴部隊的亂槍殺死的；有一些是在現場拍攝照片時被射殺 的……。經我們反覆查證、核實，在目前已找到的死難者之中，無一人有任何暴力行為，他們均屬於那場運動的和平示威者和和平居民。

這些死難者大部分有名有姓，有性別，有年齡，有工作單位，有職業；其中凡學生者都有家庭所在地，有所在學校、年級。他們死得慘烈，死 得悲壯！每每想起他們，不禁黯然神傷。

讓我們——你們未亡的父母、你們的丈夫和妻子、你們的兄弟姐妹、你們的兒子和女兒，為你們哭泣、哀悼吧！讓今天的一些中年人尤其是年 輕人為你們默哀、致敬吧！

古語云：「天作孽，不可違；人作孽，不可逭」。 「六四」血案，決不是隨意行為，而是有事件的最高決策者，有事件的直接執行者。現在，他們有的死了，有的還沒有死。他們作下的孽，不能逃避法律的追究。作 為這筆曠古巨債的債權人，我們誰都明白「欠債要還，天經地義」這條不移的鐵律。

二十多年來，我們為了死者受損害的名譽，為了安撫他們至今未能安息的靈魂，進行了堅持不懈的艱難抗爭。在以往的歲月裏，我們曾多次致 函人大常委會，要求對死者在「六四」事件中被無辜殺害做出認真負責的交代。我們還特促請人大常委會改變漠視民意、對難屬們的呼聲置若 罔聞的態度和做法，就「六四」事件受難者的問題同受難親屬進行直接的、有誠意的對話。但是，我們的要求始終沒有得到答覆。

可是，今年2月下旬「兩代會」召開的前夕，竟然由北京市某區公安部門出面，找到居住在該區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中的某戶難屬，進行所 謂的私下溝通，交換意見。緊接著4月初他們又找該戶難屬談了一次。來人不談「公布真相」、不談「司法追究」，不談就每一位死者做出 「個案交代」，只單單提出給多少錢的問題，而且強調這只對個人不對群體。

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十六年來一再提出與政府對話的訴求，政府當局始終不予理睬。今年終於打破了沉默。這是值得歡迎的第一次。然而，這 份遲到的回音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如果僅僅想用錢來了結「六四」，而且只想通過私下來了結，那麼，這樣做究竟能產生出什麼樣的結果呢？

我們從1995年就開始提出了解決「六四」問題的「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要求；到了2006年，我們又根據當時的形勢，做出一項補 充決議，這就是：公正解決「六四」問題需要有一個過程，我們可以採取先易後難的原則，對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時無法取得共識的問題 ——比如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暫時擱置爭議，首先解決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權利和切身利益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撤銷對「六四」 受難者和受難親屬的監控和人身限制；允許死難親屬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公開悼念自己的親人；政府有關部門對一些生活困難的受害人實施純 粹人道性質的救助……等等六個問題。這個補充決議不是沒有原則底線的。其底線就是：不容褻瀆「六四」亡靈，不容損害「六四」難屬的人 格尊嚴。今天我們在這裏再次重申：所有事情都可以商量，唯有這兩條沒商量。

我們要求與政府對話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凡事總是開頭難。為體現政府方面的誠意，它應該派出或委託負責任的相關部門來談，而不是指派 平日裏監控、跟蹤我們的公安、國保來談，這樣做「名不正、言不順」，徒費心力。為體現對話的廣泛性，我們希望不是個別交談，而是政府 多找一些難屬來談，不是一個，不是二個，而是三個、四個甚至與難屬組成的對話團來談。我們希望不是私下溝通，而是公開對話，堂堂正 正、光明正大地談，有什麼問題都放在桌面上，不掩蓋事實，不掩飾分歧，力求對死者負責，對歷史負責。我們並不幻想「六四」問題的解決 一步到位，要談，就踏踏實實地談，談一項，落實一項，最終達成一個一致或基本一致的結論。

今年年初以來，中東、北非很多國家爆發了爭取自由、民主的示威抗議，中國政府把這些風起雲湧的抗議活動統統說成是「動亂」，絕口不提 要求「自由」、「民主」。為什麼？這是出於恐懼。他們懼怕中東、北非的事態蔓延到中國大陸，擔心在國內勾起類似「六四」這樣的事件。 由此，他們收緊了對於民間社會的控制、鎮壓，以致中國的人權狀況嚴重倒退；尤其是今年2月以來，更倒退到「六四」以來最糟糕的狀態。 中國出現了「六四」以來最強硬的時期，全國上下變得鴉雀無聲。正是在這種嚴峻的背景下，偏偏出現了公安部門與個別「六四」難屬的私下 溝通、對話，這豈不是一樁咄咄怪事！

簽名者：

丁子霖 張先玲 周淑莊 李雪文 徐珏 尹敏 杜東旭 宋秀玲 于清 郭麗英 蔣培坤 王範地 袁可志 趙廷傑 吳定富 錢普泰 孫承康 尤維潔 黃金平 賀田鳳 孟淑英 袁淑敏 劉梅花 謝京花 馬雪琴 鄺瑞榮 張艷秋張樹森 楊大榕 劉秀臣 沈桂芳 謝京榮 孫寧 王文華 金貞玉 要福榮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風 王桂榮 譚漢鳳 孫恆堯 陳梅 周燕 李桂英 徐寶艷 狄孟奇 楊銀山 管衛東 高婕 索秀女 劉淑琴 王培靖 王雙蘭 張振霞 祝枝弟 劉天媛 潘木治 黃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軋偉林 郝義傳蕭昌宜 任金寶 田維炎 楊志玉 齊國香 李顯遠 張彩鳳 王玉芹 韓淑香 曹長先 方政 齊志勇 馮友祥 何興才 劉仁安 熊輝 韓國剛 石峰 龐梅清 黃寧 王伯冬 張志強 趙金鎖 孔維真 劉保東 陸玉寶 陸馬生齊志英 方桂珍 肖書蘭 葛桂榮 鄭秀村 王惠蓉 邢承禮 桂德蘭 王運啟 黃雪芬 王琳 劉乾 朱鏡蓉 金亞喜 周國林 楊子明 王爭強 吳立虹 寧書平 郭達顯 曹雲蘭 隋立松 王廣明 馮淑蘭 穆懷蘭 付媛媛 孫淑芳 劉建蘭 王連 李春山 蔣艷琴 何鳳亭 譚淑琴 肖宗友 喬秀蘭 張桂榮 雷勇（共127人）

根據難友們的提議，決定把歷年來簽名者中已故難友的名單附錄如下，以尊重死者遺願：

吳學漢 蘇冰嫻 姚瑞生 楊世鈺 袁長錄 周淑珍 王國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張俊生 吳守琴 周治剛 孫秀芝 羅讓 嚴光漢 李貞英 鄺滌清 段宏炳 劉春林 張耀祖 李淑娟（共23人）

2011.5.31 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