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坚持新冠疫情清零的经济成本有多高

 

新冠疫情下，“动态清零”、“全民检测”与“封城”成为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新词汇。过去两年，严格的新冠防疫政策，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好处——在全世界饱受疫情侵扰之时，中国在内部维持了大致正常的生活，并激发出蓬勃的生产能力，促使2021年出口大幅增长21.2%。

然而，当传播力更强的奥密克戎来袭，全球大部分地区选择与病毒共存，放宽限制措施，中国依然严把防疫关口。为了实现“清零”，必须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3月初开始，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以及科技和制造业聚集的深圳疫情逐步升温，并且先后进入封城或部分封城的状态。

中国之外，全球经济并不乐观——衰退的信号闪现，美联储加息应对通胀，俄乌战事迟迟未决，能源价格屡屡飙升；中国要稳住经济大盘将面临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压力，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严格防疫的经济代价究竟有多大？

封城的经济代价有多大？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宋铮最近与几位学者进行联合研究，用按月更新的城际卡车流量变化来推算各个城市的实际收入变化，重点分析了武汉疫情结束后内地的16次封城。由于研究开展时间较早，深圳和上海并不在这份研究的样本范围之内。

 该研究发现，如果封城两周，造成的经济损失，为该城市当月GDP的32%左右，为该城市全年GDP的2.7%左右。封城取消后经济一般能迅速恢复到原有水平，但并没有反弹。

研究结论认为，如果封城一个月，经济损失大致为该城市全年GDP的4.5%。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员指出，如果对北京或上海这样的一个特大城市实施封城两周，对当月全中国GDP的影响大致在2个百分点左右（根据去年数据测算，约为1900亿元），其中约有7%是来自于当地封城对其他城市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

宋铮还提到，局部封城的经济损失只有封城的四分之一，充分说明精准政策的优势。

奥密克戎让封城得不偿失？

 宋铮表示，虽然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汇总各个方面的研究，但从直觉上讲，对比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过去两年的综合表现，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况且，中国的抗疫政策一直在不断完善，也在随着疫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宋铮研究发现，武汉之后的封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明显低于此前，即使在疫情严重程度相当的情况下，这个结论也成立。这说明中国的确在“以更高的水平、更小的社会成本”来控制住疫情。

但在奥密克戎变种出现后，“动态清零”的难度可能成倍上升，长春、深圳和东莞，乃至上海先后封城或封控。

上述研究认为，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中国十分之一的城市被迫封城两周，当月中国GDP可能损失3.1%，以2021年GDP计算就是接近三千亿人民币。

即使未出现极端情况，中国内部疫情迟迟未见明确拐点，也令经济前景蒙上阴影——比如局部地区部分企业临时停产减产，叠加地缘政治不稳定因素导致一些企业出口订单减少或取消，产需两端同步走低。

最新公布的PMI（采购经理人指数）数据，已印证了经济下滑的压力。4月1日发布的2022年3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较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至48.1，再度落入收缩区间，录得2020年3月以来最低值。

PMI被视为一个经济体的“体检表”，反映制造业的整体增长或衰退。PMI的荣枯线是50，高于50代表制造业在扩张发展，低于则代表衰退。

“保5.5%”面临挑战？

实际上，2月以来，中国在不断调整新冠防疫政策，比如新版诊疗方案对病例实行分类收治、下调Ct值，到出院后“14天隔离”压缩至7天居家监测等，一度引发外界讨论，是否防控政策会松动。

但最近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强调“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随后卫健委官员重申“动态清零”符合中国国情，两者都传递出信号——“动态清零”虽越来越难，但中国尚不具备退出条件。

“从政治局会议内容中看不到将退出当前‘动态清零’的信号，亦没有要向‘与病毒并存’策略转变的信号，”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鉴于香港的沉痛教训以及中国自研更有效疫苗的必要性，2023年3月之前结束“动态清零”的概率非常小。

今年秋季将迎来中共二十大召开，外界普遍预计习近平将获得第三个任期。在换届之年“稳”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在此情况下，陆挺表示，随着动态清零政策红利的减弱，相关成本将大幅上升，这将让中国实现今年5.5%左右的增长目标更为艰难。

新加坡大华银行最新报告称，能源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压抑中国内需及外部需求，不利经济增长，加上新一波新冠疫情出现及随后的大规模封城，预测中国今年GDP增速将放缓至4.9%，通胀可能升至2.9%。

更多刺激政策？

大华银行的报告也预测，中国预计会出台更多的货币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

高盛经济研究也指出，随着地方新冠疫情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加大，以及决策者坚持全年目标，需要更多政策支持的紧迫性增加了；预计会有进一步的货币宽松政策，包括降息和降准。

一位身处香港的经济学家表示，除非出现非常极端情况，中国经济不大可能出现重大危机。政府可以运用的政策空间可能比四万亿（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的时候少一些，但在可能的力度和速度上，依然明显超过西方国家。需要注意的是政策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

这种说法有前车之鉴，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宣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一个四万亿元级的经济刺激计划，当时低迷的全球经济都为之一振，但很快，它被视为“饮鸩止渴”的计划，推高了债务风险，吹起了地产泡沫，中国在之后多年不得不通过“去杠杆”消化恶果，降低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