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吗？

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发动群众以及使用相关的符号象征

在北京的专栏作者和记者Didi Kirsten Tatlow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讨论中国能否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她说，中共前总书记之子胡德平说中国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因此此问 题值得探讨。
胡德平对这位《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记者说：“不管中国是什么样的权威社会，即使是法西斯主义，中国人仍然希望得到公正。他们一方面 希望获取利益，另外一方面希望得到公正。”
记者说首先中国一直是个一党制的国家。对外开放几十年中国从一个贫穷的权威体制国家变成一个富裕的权威体制国家，但是言论自由和结 社自由仍然受到限制。
另外官方越来越诉诸民族主义宣传，这种民族主义复兴似乎同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有相同之处。文章说，中国作家王力雄也认为，中国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趋势很明显。
王力雄说，共产主义理想在毛泽东时代过去之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意识形态真空，现在 中国的利益集团除了追逐权力和利益并没有任何理想。
文章还引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警告说，中国正在走国家主义的道路，中国的 政治似乎正在走上世纪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老路。
不过，这位《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记者也就此问题咨询了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德鲁里（John Delury）。
约翰·德鲁里认为关键是如何定义法西斯主义，他说法西斯主义的核心要素是发 动群众 (eg:-the many anti-Japan demo)，以及与此相关的符号象征和安排。
约翰·德鲁里认为过去希特勒在纽伦堡的集会以及中国在毛泽东时代都有大规模发动群众，打出鲜明的符号象征，而目前的后毛泽东时代的 中国领导层不仅没有这些，而且他们是反对毛泽东的。

                                                                          中国一党制能维持多久？


中国的民主转型不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且是一个可以被预测的高概率事件。

在今后10到15年内， 中国最重要的变革将不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而是从一党专制向民主的转型。这一预测在许多人眼中可能被看作异 想天开或一厢情愿。但是根据比较政治学中有关民主化的理论和过去近40年中民主转型的历史经验，中国的民主转型不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且是一个可以被预测的高概率事件。

我们先从民主转型理论来分析为什么中国一党制在今后10- 15年内将会被民主体制替代。比较政治中有关民主转型的理论对民主转型的起 因有如下的解释。


一是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总体来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越高， 专制体制越难生存。比较政治学者们用量化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人均国民所得（用购买力计 算）低于1000 美元时，专制体制相对稳定；在人均国民所得处于1000-4000美元时，专制体制的稳定程度就会大大降低；一旦人均国民所得超过4000美元，专制体制 的稳定程度更低。

绝大部分的专制体制会在1000-6000美元的“转型区域” 中被民主化。人均国民所得超过6000美元后，民主转型的可能更大。但 是，人均国民所得超过6000美元的专制国家也比较稳定，但是这类国家基本都是产油国（定义是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占政府税收的一半以 上）。产油国的专制政权不需要靠对人民征收高额的税赋，因此可以维持专制体制。

虽然经济发展的指标和民主制度的存在（并不是民主制度的出现， 见下）呈正相关，但是学者们在经济发展如何通过政治途径来促成民主转型 这一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经济发展创造中产阶级，然后中产阶级为了保护其基本人权和产权而要求建立民主制度。另一 种理论上经济发展分散了政治经济资源，使民间力量拥有以前没有的财力，技术，社会动员能力，和道德权威， 从而有能力和专制政权抗争。

二是专制政权的政治危机。 用经济发展来解释民主转型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这一理论无法确定转型的具体时间。而且，一个专制政权在 1000-6000美元这一转型区域可以生存多年，很难预定在哪一个发展水平上会出现民主转型。通过检查历史数据，学者们发现专制到 民主的转型在任何一个发展程度都会发生。其原因很简单，即使在很贫穷的国家，一个专制政权的垮台就会创造民主转型的契机。由于这一因 素，比较政治学者们把注意力放到政治因素上去，通过分析专制政权的危机来解释民主转型的时间性。由此得出民主转型的理论的基本结论是 民主转型的起因是专制政权的政治危机。

导致这一政治危机的因素有多种：经济表现不佳（包括经济危机）， 军事失败，独裁者去世，民间抗争，镇压成本过高。危机一旦出现后，专 制统治精英内部会分化，出现强硬派和改革派。强硬派会主张维持现状，改革派则认为现状无法维持，只有改革才能挽救专制体制。在这一场 专制政权内部的斗争中，如果改革派赢了，就会出现政治自由化，从而迈出民主转型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用这两个转型理论来分析中国民主化的前景， 不难看到中国在今后10-15年内一党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从经济发展水平上 来看，中国现有人均国民收入是8400 （购买力）或5400美元（汇率），早已超过6000（购买力）这一水平。再过10-15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一定会超过10000 （购买力）。由于中国不是产油国，政府必须通过征税来维持专制体制的运行（纳税人目前出钱维持共产党的组织运作的庞大费用），这将不 可避免地进一步激化和广大民众的矛盾。从专制政权的政治危机这一角度来看，现在许多迹象已经很明显，如维稳（即镇压）成本过高不可持 续，国家社会冲突日增，政府权威衰落，信息革命为人民创造的巨大的舆论资源和政治动员能力，政治精英危机感深重等。这种趋势在今后 10-15年内将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统治精英内部的分化。

通过回顾第三波民主转型的历史经验， 我们也可以领悟到中国在今后10-15年内转型的极高的可能性。在1974年葡萄牙的民主转型开 始了第三波民主化。至今已有80个国家从各种不同形式的专制体制（军政权，一党制，和个人独裁）转变为民主制度。当然，这些新民主国 家并不是所谓“高质量”的民主政权，但是大部分新的民主政权能够生存下来。第三波民主转型有许多经验，这里没有时间一一列举。最重要 的有三个。

第一是转型的突发性。许多转型的政治起因十分突然。 一些被认为是十分稳定的专制政权一夜之间会丧失合法性，甚至垮台。这就是说，引起 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心理因素。 一旦一个专制政权被大众认为是不可被容忍的非法政权，广泛的民众的政治动员会瞬间发生（如阿拉伯之春和东欧1989年的革命）。专制政权合法性的消失呈几 何状态（以倍速消失），而不是线性状态（即逐渐消失）。

第二是如果统治精英在反对势力政治动员起来之前进行民主改革， 他们有更大的控制转型的能力，渐进转型的成功概率较高，统治精英还能通 过和反对派谈判保护自己的利益甚至获得某些法律豁免权（如不必对其当政期的所作的迫害人权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在民主转型成功后， 这些精英仍然有政治生命，通过民主竞争参政。

第三是共产党政权的自我转型成功的实例没有。在前苏联， 戈巴乔夫的有限民主改革触发了民主革命 （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戈巴乔夫开始改革时，转型起步太晚，苏共已过于虚弱，在政治上丧失控制转型的能力）。在东欧，由苏联红军维持的共产党政权毫无合法 性，一旦苏联不再支持，这类政权一夜都活不了。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即中国的一党制在今后10-15年内被民主制度替代的可能性很高。如果中国共产党现有领 导层看到这一历史必然规律而趁早开始转型，他们仍有机会避免苏共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