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军方向民营公司开放生产“军用商规”无人机 

 今年8月底，台湾国防部公布获选制造军用级无人机的民间厂商名单，长荣航太、智飞科技、神通资讯科技和中光电智能机器人四家公司分别在总共六款机型得标，总值近70亿新台币（约2.13 亿美元）。这是台湾军方首度向民间发出“军用商规”无人机标案，从召开招标说明会到决标，历时近两年。

预计2025年到2028年间，将会有3000多架民间制造的军规无人机进入部队服役。

台湾现有的军工产业，没办法撑起短时间内所需的大量产能。2022年9月，在俄乌战争爆发半年多后，台湾国防部、经济部等政府部门召开无人机招商说明会，现场来了上百名业者。当局透露的讯号是：我们要更快、要更多。

乌俄战争的教训与“红色供应链”隐忧

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仿佛一记警钟，敲响了台湾政府对无人机的重视──这座面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岛屿，需要提高独立且大量生产无人机的能力。

每两年发行一次的《国防报告书》是了解台湾国防政策的重要窗口，2023年最新版本写到：“借镜俄乌战争不对称作战启示，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寻求适宜之建军项目与战备整备。” 记者查阅12年来的《国防报告书》，发现最新版提及“无人机”的篇幅较以往明显增多。

“战略上的改变，让无人机产业变成政府的重大策略性产业，而且是一个国防军工信赖产业。”亚洲无人机AI创新应用研发中心主任江振玮说。

十多年来， 台湾无人机厂商大多是小规模公司，大多是提供无人机应用服务，当时使用的无人机，或多或少使用中国制零件，由台湾完全独立开发制造的机种不多。

今年3月27日，国防部采购室主任赵亚平在立法院针对国防无人机运用现况做报告，表示“军用商规”无人机，“百分之百禁止（中国大）陆制品”，不只是飞行控制系统、通讯设备等重要零件要“去红”，而是（整个产业链）全面禁止。

“无人机有资安、飞安跟国安的问题，特别是资安。所以你不能用很多中国的重要零件，不然有可能飞上来就被控制了，”江振玮说。他说台湾军用无人机供应链必须“去中国化”。

在乌俄战争中，就曾传出中国的大疆透过自家开发的“航空镜”技术（AeroScope），限制乌军操作无人机，或曝光使用大疆无人机的乌军位置。虽然大疆否认动手脚，称操作异常是电力或网路讯号问题，但仍无法消除长久以来对其疑虑。
军民携手追赶产能

从前台湾无人机产业市场小、产值不高，以提供农药喷洒、设备巡检、空拍测绘等商用服务为主。因为提供各种结合物联网、AI技术的服务，许多被视为新创产业。

许多无人机公司是规模少于100人的中小企业，甚至是五人以下的微型企业。不只独立制造无人机的能力有限，更和“军用”搭不上边。

在台湾，属于“军火”的攻击性武器一直以来都是由军方系统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中科院）主导研发，军备局或少数军工厂商负责制造。在向民间开放采购之前，军方的无人机来自中科院或国外军购，目前在军队服役的无人机都由中科院研制，十几年来，投入使用的只有数百架——其中包含小型“红雀”、中型“锐鸢”等四款。

而另外四款包含大型“腾云”无人机则在研发阶段。向美国采购的四架MQ-9B大型无人机，其中2架将于2026年交货。

路透社2023年报导，台湾军用无人机有“数百架”，而海峡对岸的中国解放军，则有50款机型，推估数量数以万计，凸显台两岸军队数量和军工产业规模的巨大落差。

为了快速组建无人机队，台湾国防部向民营厂商开出“使用民间技术生产军用规格”的“军用商规”无人机标案。


全尺寸配置军火的军用无人机，由中科院持续研发；尺寸较小可在专业领域使用，也可进一步军用的“军用商规”，则由民间厂商制造。目前向民间制造公司招标的六款“军用商规”无人机，尺寸属于微型或中小型，不适合携带炸药或其他武器，而多用于侦查、监视。从部分厂商公布的样机可以看到，螺旋桨折叠后的大小可以收进背包，方便携带。

政府投入资金促“产业升级”

2022年“亚洲无人机AI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在台湾南部的农业大县嘉义县落成启用，当时的总统蔡英文宣吿“无人机国家队”成军。

亚创中心号召以往分散全台的无人机厂商进驻，提供30公顷的试飞空域。教育部的无人机产业人才培育计划投入9000万新台币（约288万美元）补助虎尾科技大学在亚创园区设立先进设备实验室。“军用商规”无人机标案则是由国防部、经济部、国科会等跨部会合作。

今年9月，国家发展委员会在行政院院会报告“五大信赖产业推动方案”，分别为：半导体、人工智慧、军工、安控、次世代通讯。其中军工的重点之一是无人机，以军事及商用发展为主，预计到2028年，无人机产值成长10倍，达到300亿元。

“以前我们是默默无名的产业，到现在变成是政府前五大重要产业。”雷虎科技1979年以制造遥控模型飞机起家，在雷虎服务十多年的苏圣杰见证了无人机产业的转变。雷虎科技在这次的“军用商规”没有得标，但苏圣杰说，台湾公司在“国际非红供应链”寻找机会仍大有可为。

国际“非红”供应链商机

目前民众玩空拍的“消费型无人机”市场，中国的大疆独霸全球，占了超过70%。台湾厂商可以抢进的市场，是需要大量研发制造成本的特殊规格“商用型无人机”。

台湾工研院产科国际所2023年统计，商用型无人机全球前五大制造商，中国的大疆排名全球第一，第四、第五也是中国公司，法国、美国分别排第二、第三。

像世界各国一样，以往台湾也使用“便宜、好用”的中国制无人机；2020年底，台湾民进党籍立委何欣纯指出，各政府部门、各部会使用的726台无人机中，中国制的比例占七成多，许多都是大疆生产的。当时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将尽速盘点，淘汰资安、国安有疑虑的无人机。

不只是台湾，更早之前，美国就对大疆的安全性提出质疑。

2017年美国陆军宣布停用大疆无人机，因为这些产品可能存在“网路安全性漏洞”。2019年美国国土安全部（DHS）警告，应该留意中国无人机收集数据资料的风险。2020年美国内政部停止采购中国无人机。华府更进一步将大疆视为中国军工企业。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更严格管理外国制无人载具，关键零组件必须排除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产品。

美国政府逐步收紧对大疆的限制，让其它不使用中国零件的“非红供应链”台湾公司看见商机。

2023年开始，由台湾中强光电旗下“中光电智能机器人”代工制造的无人机，出货至美国德州、加州……等地的警察、消防部门，取代过去执行巡检任务的大疆无人机。中光电表示已出货3000架。

“把你的产品的零组件打开，没有红色供应链你才能进得去，”亚创中心主任江振玮说，“那这两个（军用、商用）中国就进不去，市场就是我们的”。

台湾制造商的优劣势

“以前还没有‘红色’供应链问题的时候，其实满多材料是从中国来的。”雷虎科技总经理苏圣杰表示，在2022年之前，因为中国制马达比台制马达便宜好几倍，各国厂商都频繁和中国下单。

经纬航太总经理罗正方解释说，从前全世界的无人机零件，高度仰赖以深圳为中心的4000多家厂商，台制无人机的电池、桨叶、马达，多来自价格相对低廉的中国。

他举例说，以往陆军2公斤级无人机是大疆的，军用全面封杀大疆后，台湾厂商想自制，却发现重新打造一颗马达的工程浩大。他穿针引线让学界、业界整合开发，花费6个月才打造出百分百台湾制造的马达。

雷虎科技今年10月刚在美国陆军协会“AUSA军工展”亮相的一次性自杀式FPV（第一人称视角）无人载具，苏圣杰对BBC中文介绍：“便宜FPV无人机，以前超过80%，甚至100%都是中国制的，现在我们经过这两年的努力，已经有自己台湾制造的版本。”

“不是做不出来，而是因为市场小，所以民间没有人要投入这一块，”具有军工制造经验，目前担任虎尾科技大学飞机工程系助理教授的王正贤解释，台湾制造无人机的技术不比中国差，但碍于市场规模小，厂商不想赔本开发。

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政策分析员陈彦廷分析，台湾厂商有能力生产90％的无人机零组件，但目前台湾还没办法做到的关键零件是光电球（相机云台），这是无人机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装上结合光学镜头、热感应器，搭配云台支架保持拍摄稳定，无人机就像有了眼睛。

有了这组“眼睛”，无人机才能执行夜间拍摄、测量距离……等任务。台湾不乏制造镜头、晶片的厉害厂商，但执行拍摄的影像控制系统，主要还是来自以色列。

台湾拥有先进的资讯与通信科技产业，可以研发制造无人机需要的飞行控制晶片、微处理晶片、影像处理晶片等。苏圣杰认为，良好的通讯技术加上“资安保护”的好名声，是外国客户选择台厂商的原因之一。

曾任美国飞机制造商和国防承包商麦道航太（McDonnell Douglas）驻台代表的廖宏祥认为，台湾过去的强项是代工生产，但“系统整合”有待加强：如何在一台无人机上将硬体、软体结合起来，让它飞得稳、能够执行指定任务，就是系统整合必须发挥之处。

罗正方透露，台湾部分实力坚强的大厂，担心在中国投资的工厂受影响而婉拒加入“无人机国家队”，有些厂商则是不想在台面上和“台湾国防”扯上关系，有些人虽然接美国、台湾的订单，却选择保持低调：“在水面下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冰山，整个（供应链）板块都在移动。”

还有不愿具名的厂商表示，国防部开出的标案“规格订得太硬”，白纸黑字要求滞空作业时间、特定的光电红外线……等功能，但又不更具体说明在战场上有哪些应用情境，业者只能一项一项按照军方开出的规格，量身打造符合文件需求的特制无人机。未来这些高价的特制款无人机，能否获得台湾军方以外的买家青睐，也是未知数。

国家安全研究所政策分析员陈柏宏指出，理想中的“军用商规”，应该是政府先了解目前市场现货有哪些功能、哪些机种，使用方根据任务需求直接购买现货，“但现在军方提出的规格是超过现货的东西，厂商他们没有办法使用现有的产品交货，就要重新设计。”导致开发时间和成本大幅上升。

廖宏祥认为，台湾迫切需要类似于美国“国防创新单位”（Defense Innovation Unit，简称 DIU）的组织，让拥有技术的厂商和开出需求的军方快速对接，加速商业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在国家安全的应用。

台湾国防部今年已预告将仿效美国DIU，成立“先进国防科技小组”，已编列2025年赴美考察预算。

陈彦廷则担心国防部对这上千架无人机的作战规划仍欠完善——训练频率？使用情境？部队中操作手如何培养与训练？在战场上的功能为何？廖宏祥也表达类似担忧，认为目前军方公开的资讯，仍无法得知军方的规划蓝图。

国防部查询获书面回应称，各军种的“军用商规”无人机使用寿期5年，主要部署于陆海空军的营、连级部队，执行敌情侦搜与目标获得。国防部表示，部分资讯是由于涉及机密无法公开，否认“没有清晰规划”的说法。

“军用商规”，国际市场敲门砖？

军方开出的3000多架订单，对厂商来说，不一定能赚到钱。

拿下“监侦型”与“微型”无人机两标案，共3037架，总金额约22亿新台币的中光电表示，22亿（约6.82亿美金）听起来是一笔巨款，但是“对我们来讲，整体利润其实并不太高。”中光电透露，若加上前期开发成本及后续人员训练费用，“甚至可能自己要补贴一些。 ”

中光电既有的生产线，一年产出5000架都没问题，国防部订单的主要交机时间，预计在2025年。中光电表示，国防部订单对于产线的稳定运作及产业升级，仍起到很大的帮助。

不管是得标的中光电，或是本次未得标的雷虎，都明确表示未来会持续专攻“专业型商用无人机”，而非抢占大疆在消费娱乐型无人机的市场。

“现在这些小公司们，都已经有大金主进去了。”江振玮透露，看好未来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已经有数家年营收破千亿新台币的电子制造商投资无人机公司，同样担心中国反应，这些“大金主”们相对低调。

苏圣杰指出，以供货量来看，台湾的需求是几百、几千架，国外需求是一年数以百万计，“你知道市场最终在哪里。”但他认为，透过台湾国防部的军用认证，更能有底气向潜在客户证明自家产品的性能，以及商用最重视的资安保护。

“国内‘军用商规’只是‘点火’，让大家开始做这件事情，”中光电表示，“要期望你的公司真的能够有比较健康的营运发展，还是冀望国外。”

 

 

中国警告美国 “勿开绿灯”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

 美国政治新闻Politico报道，正在欧洲访问的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将在未来几周内访问美国。中国驻美大使馆表示坚决反对，并警告美国勿对此次行程“开绿灯”。

Politico 15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蔡英文打算在欧盟访问行程结束后前往美国，可能是11月总统大选投票日前，也可能是投票后，新总统当选人尚未宣誓就职前。

但报道指出，无论是上述哪两个时间“都会激怒中国政府，因其视蔡英文为支持独立的倡议者”。

两名知情人士向Politico的国家安全新闻NatSec Daily透露，如果蔡英文在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前抵美，很可能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争相合照的对象，并藉此塑造对中国强硬的形象。

如果蔡英文在大选投票日后、新总统就职前抵达，届时无论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或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胜选，都可能会接见蔡英文，表达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特朗普于2016年当选时，曾经突破禁忌接了时任总统蔡英文的恭贺电话。

对此，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应Politico报道时警告美国，若为此次访问“开绿灯”，就代表是“与台湾合作，纵容台独分裂份子在美国进行分裂活动……中国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

访欧抵巴黎发罗浮宫照

 

另一方面，蔡英文卸任台湾总统后首度出访，14日在捷克出席公元两千论坛，以“证明民主的决心与韧性”为题发表英文演说。15日抵达此行第二站法国巴黎，蔡英文在脸书发文表示，她将前往罗浮宫，也会与法国的好朋友们见面、交流，持续传递台湾对民主、自由与人权的信念，深化与法国的伙伴关系。

蔡英文卸任后首度出访欧洲，第一站抵达捷克，参加公元两千论坛，演讲前临时更改讲稿，回应中国联合利剑军演，强调台湾民主，绝不妥协。17分钟演讲后，不少听众起立鼓掌致意，捷克总统帕维尔也出席，跟蔡英文握手寒暄。

蔡英文15日抵达此行第二站法国巴黎，他透过脸书发文，强调会持续传递台湾对民主、自由与人权的信念。

蔡英文此行也将造访比利时布鲁塞尔，创下台湾卸任元首拜访欧盟总部首例。

听其言，观其行 - 习近平称愿和美国做伙伴和朋友

 

 习近平星期二(10月15日)在给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24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中表示，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应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不是阻力。他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针对习近平的这番言论,美国观察人士认为，美国需要“听其言，观其行”。

习近平在致贺信中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攸关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

中共外交部在当天发布的简讯中援引习近平称，中方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处理中美关系，始终认为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两国应该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习近平在信中重申中国对“开放”的承诺，强调中国将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持续建设一流营商环境。

“中国愿意与美国做伙伴、做朋友。这不仅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习近平在致信中说。

“听其言，观其行”

前国防部长办公室资深官员约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告诉美国之音，这种示好的话中国以前也说过，但往往并不持久，很快就又回到“美国助台独立”那一套强硬话语中去，所以他并不认为习的“和美国做朋友”有什么重大的立场改变。

博斯科说：“中国可以通过一些举措来证明他们的诚意啊，比如停止在台海军演，停止越过中线。他们可以停止实施反分裂法，可以在台湾人民同意的前提下要求统一，而不是武力解决。”

博斯科强调，美国确实需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的态度是：话听起来是好听的，但是说比做容易，我们需要看到真正的合作行动。”他说。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认为习近平表示和美国“做朋友”一说无足轻重。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民众现在主要关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除了美国那些关注中国事务的人士，习近平主席的言论不太可能引起太多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去年11月，习近平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习近平在2023年11月15日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APEC)论坛期间出席欢迎宴会时表示，中国希望安抚全球企业，应对中国吸引外资的困难。习在半个多小时的致辞中说：“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研究员韦德宁(Dennis Wilder)直言，他完全不把习的说法当回事。他告诉美国之音：“如果习近平真的想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那为什么在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这件事上，他是普京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习近平面临困境，希望为美中关系保持底线？

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 Manning)则认为，习的说法值得观察，跟他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有关。

曼宁告诉美国之音：“我不知道习近平真正的想法，但他面临当下中国的经济困境：债务占GDP的310%，地方政府破产，消费者在房地产危机中失去了信心，财富也大量流失。而到目前为止，他的刺激计划旨在管理债务，而不是促进消费所需的结构性改革。因此，习近平正在寻求稳定的外部环境，并希望为中美关系保持底线。”

曼宁认为，习近平这一主张值得测试，看他是否准备采取对等措施来解决紧张的根源：“他是否愿意改变中国的做法？是否愿意在世贸组织谈判新的补贴规则并重新平衡他们的经济？是否愿意减少在南中国海的强硬军事举动，并认真谈判西太平洋海上行为准则？”

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韵在邮件中回复美国之音时候评论说：“这句话是中国的默认立场，尤其是在自去年峰会以来双边关系一直相对积极的情况下。另外，美国将在三周后举行大选。中国除了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外，别无他言。这是中国目前能发出的最稳定、最善意的信息。”

X平台中文区充满了嘲讽

在X平台的中文用户中，大部分评论者表示了嘲讽和怀疑。

路透社于10月15日对此进行报道，标题为“习近平称中国愿意与美国做伙伴、做朋友”。

路透社在社交平台X的这篇简讯得到4万多点击，不过截至目前只有16条留言，大多对习“和美国做伙伴和朋友”的说法冷嘲热讽。

一位叫“RobHeartNY”的网友直截了当的说：“狗屁。”

一位名为“Michel McMahon”的网友在路透的贴下留言说：“只有看到习近平在中美伙伴关系和友谊问题上采取切实行动，而不是空谈，我才会相信他。信任的缺失根深蒂固，仅靠热情的言论无法解决。”

另一位叫“Mr_d”的嘲讽道：“很简单，如果美国不干涉中国的行为，听中国的话，那么中国就是美国的伙伴和朋友。”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布在X的帖子下面的一百多条评论中，多数对习“和美国做伙伴和朋友”嗤之以鼻。

网友“McFual”说，“千万别相信中共的鬼话连篇”；“Reykyavik”说：“习主席既要疯狂反美，又要和美国做生意”；另一位“Dennis Wahng”说：“美国受骗过多，不再像墙共老百姓那么容易受骗了！”

X平台上，“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对于习致信内容的转帖引来多达三百多条评论，大部分同样表达了习对美国示好的不信任和讥讽。

很多网友留下了“听其言，观其行”的简单评论，更多的则是尖辣的批评。

“洼地老刘”嘲讽道：“见风使舵是传统美德”；“王师傅不是黄师傅”说：“风向又变了，一百八十度转弯，包包是不是精神分裂”；“反抗者时报”说：“铁子们，这习近平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我们作为中国人民，天天在网上为祖国奋斗，痛批美帝，结果你自己却转身去跟美帝国主义勾勾搭搭，搞什么‘合作伙伴’？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行径吗？”

媒体询问中国军演及犯台 哈里斯：台湾有权自卫

 

 媒体询问中国军演及犯台　哈里斯：台湾有权自卫



（华盛顿17日讯）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当地时间周三回应媒体询问中国对台军演相关议题、以及她对中国入侵台湾的立场。她重申她相信“一中”政策，她也相信台湾有自我防卫的权利。

台湾中央社报导，哈里斯在密歇根州底特律机场接受媒体短暂提问。有媒体指出，中国日前在台湾附近军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隔天到与台湾一海之隔的福建省视察，升高紧张情势，如果她是总统，她对中国武力侵台的立场为何。

哈里斯表示，她要重申她说过很多次的要点，她相信“一中”政策，也相信台湾有权自我防卫。有媒体问，美国政府是否会提供武器给台湾，也有媒体同时询问，她是否支持加州将举行加强惩罚罪犯的第36号公投。她未回答与台湾相关的追问。

哈里斯本月7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节目《60分钟》（60 Minutes）受访时指出，美国必须确保维持“一中”政策，包括支持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至于美国是否出兵保台，哈里斯回应指，她不讨论假设性问题。

《60分钟》专访是哈里斯参选总统后，首度就中国武力犯台议题作出回应。

中国解放军本月14日进行围台军演，而根据官媒新华社报导，习近平15至16日赴福建考察。

英国前首相苏纳克国会质询 关切中国军演吁捍卫台湾民主 政府疑似阻挠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访英

 英国前首相苏纳克国会质询　关切中国军演吁捍卫台湾民主 政府疑似阻挠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访英



（伦敦17日讯）英国国会下议院当地时间周三举行“首相答问”，前首相、现任在野保守党党魁苏纳克以中国近日在台湾海峡的军演作为质询第一题，并关切政府疑似阻挠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访英。

台湾中央社报导，苏纳克表示，他希望可望本周访问中国的外长拉米会“毫不含糊地”谴责中国此次军事升级行动、捍卫台湾的民主。

英国国会下议院在议事期间固定每周三举行“首相答问”，现任首相与主要在野党党魁之间的交错攻防是其中重头戏。今年7月卸任的苏纳克就国家安全议题，连番向工党籍现任首相斯塔默提问。

苏纳克劈头即问，中国本周在台湾海峡举行“无正当理由、具侵略性和恫吓意味”的军事演习，英国的盟友们同感关切，这也是正确的反应。不过，考量有令人忧心的报导指出，英国政府可能曾出手干预、试图阻止台湾前总统访英，斯塔默是否愿意证实，外长将利用本周在北京的会谈，谴责中国在台海的危险升级行为？

斯塔默回应，持续发生在台海的军事活动无助和平稳定；台海稳定符合“我们所有人利益”。

他接著就对中关系表示，英国将与同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净零排放”、公共卫生及贸易等议题尽可能合作，在利益分歧之处则进行竞争，并在有必要之处提出挑战，包括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人权和英国价值观。

斯塔默强调，与中方往来时，英国政府会纳入“挑战”。

回应斯塔默，苏纳克指出，他同意英国有必要与中国接触往来，且应利用与中国的接触往来达成英国的国家利益。

苏纳克接著再度提到台湾，并表示他希望拉米会“毫不含糊地”谴责中国此次军事升级行动、捍卫台湾的民主。

敦促港府释放黎智英

苏纳克另指出，国会将关切民主活动家黎智英的命运。黎智英是英国公民，至今在香港已被不正当地监禁4年；前任英国政府向中国施压、要求释放黎智英。苏纳克问，斯塔默是否同意，黎智英被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也是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示的中方对港法律义务。

斯塔默对此给予肯定答复，并重申“黎智英案”是英国政府优先事项；英国政府呼吁港府“即刻释放我们的英国国民”。

斯塔默提到，拉米与中国外长王毅首次会面时，即提及“黎智英案”，英国政府也将持续这么做。

拉米7月初上任，7月下旬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王毅举行场边会谈，这是双方首度会面。

外长或本周访问中国

拉米可望本周访问中国，一旦成行，这将是继去年8月仍是保守党执政期间时任外长克莱弗利之后，再度有英国外长访问中国。

苏纳克另提到，中国已成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关键助力者”，俄罗斯进口的军用微电子产品及零组件绝大多数供应自中国。苏纳克问，斯塔默是否愿意制裁涉及助俄侵乌的中国企业或个人，包括对金融机构实施次级制裁。

斯塔默回应：“是。”苏纳克指出，保守党执政期间开始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制裁中国企业与个人；美国政府近期扩大制裁实施范围，他希望工党领导的英国政府考虑采取同样行动。

苏纳克也就新政府对前政府推动的“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FIRS）及《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全面实施喊停，向斯塔默提出质询。

苏纳克指出，相关计划与法规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预防中国对英国的政治干预、反制日益升高的威胁。

斯塔默在国会未对苏纳克的相关提问给予明确、具体答复。不过，首相府一名发言人强调，“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未被取消，而是“延后”实施。

至于《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英国教育部之前曾表示，需在全面实施前进一步检视其影响和效益。

The Israeli Black Ops: The Strike on Syria

 
 

https://youtu.be/Qwtp3d-Q_jk

The Israeli military operation, codenamed "Orchard," executed in September 2007, remains a significant chapter in the annals of Middle Eastern geopolitics. A preemptive strike against a nascent nuclear reactor in Syria, construct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North Korean engineers, the operation underscored Israel's determination to safeguard its national security.

The reactor, a burgeoning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 was believed to be capable of producing plutonium, a crucial component for nuclear weapons. Israel, having closely monitored its development for several years, concluded that the facility was nearing completion. The decision to launch a military strike was a calculated gamble, a testament to the perceived urgency of the situation.

Eight Israeli F-16 fighter jets, flying at low altitude to evade Syrian air defenses, delivered a devastating blow to the reactor. The precision of the strike, which resulted in the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the facility, showcased Israel's military prowess.

While the Israeli government has maintained official silence regarding its involvement, the details of the operation have been widely disseminated. The attack dealt a significant setback to the Syrian regime's nuclear ambitions, hindering its progress. Moreover, it served as a stark reminder of Israel's capacity to assert its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The justification for the operation has been a subject of intense debate. While Israel contends that the strike was necessary to prevent Syria from acquiring nuclear weapons, critics argue that it constituted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cident continues to be a contentious topic, with no consensus on whether it was a justified act of self-defense or an unwarranted aggression.

Hezbollah falsely believed its domination of Lebanese politics was permanent

 
The Rise and Fall of Hezbollah

The group falsely believed its domination of Lebanese politics was permanent.

Hilal Khashan


The rise of Hezbollah began in the early 1980s. Following the success of the 1979 Iranian Revolution,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sought to export the ideology of the revolution throughout the Arab region. During the Israeli invasion of Lebanon, he saw an opportunity to expel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from its bastion in the country. He sent a small contingent of troops from the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to Lebanon to spread his revolutionary principles. Hezbollah attributed its success to the vision of its organized and unpretentious leaders, who came from impoverishe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Its efficient and personal way of communicating with its Shiite support base also aided its rise as Lebanon’s unrivaled political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But its emergence on the political scene put it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another Shiite political force: the Amal Movement. Founded by Musa al-Sadr and backed by Syrian President Hafez Assad, the group evolved as the armed wing of the Movement of the Dispossessed,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74 on the eve of the Lebanese Civil War. Hezbollah and the Amal Movement fought for two years beginning in 1988 in what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Fraternal War. It ended in 1990 with the signing of the Damascus Agreement, effectively placing Amal under Hezbollah’s wing.

This arrangement aided Hezbollah’s growth and appealed to a broad sectarian constituency that was oppressed for a millennium by Sunni-dominated imperial states. For centuries, Shiites had searched for a heroic leadership to redeem them. However, Hezbollah leader Hassan Nasrallah, who was assassinated by Israel last month, adopted a propagandistic political posture that exaggerated the party’s military resources and grossly downplayed Israeli capabilities. The party failed to understand how sectarian power-sharing works in Lebanon. It also failed to make strategic concessions that could have prevented its own demise.

Charismatic Leader

Once in Lebanon, IRGC forces headed to the city of Baalbek in the northern Bekaa Valley, where they proselytized a Shiite cadre to follow Khomeini’s rule as the jurisconsult, or supreme religious leader. Khomeini argued that this interim arrangement, which did not have a specified end time, wa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return of Muhammad al-Mahdi, the twelfth Shiite Imam who went into occultation in 874 and was expected to return to defeat evil and lead humanity to salvation.

Hezbollah mastered the art of martyrdom and turned it into a highly effective weapon through which it gained popularity and credibility. The death of one of Nasrallah’s sons in 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Israeli army in 1997 dramatically increased Nasrallah’s popularity because no Arab leader had ever before sent his children to the frontlines to fight against Israel. Nasrallah always said that a fighter’s strength was determined not by the type of weapon he carried but rather by his will and willingness to die. Hezbollah considered the pursuit of martyrdom without hesitation to be the key to its victories and what distinguished it from Israeli soldiers who did not want to die in war. Nasrallah presented himself as a man on a mission to transform Lebanon into an Islamic state following the Iranian model and further its regional pursuits as a religious duty. His charisma and religious zeal and the promise of better days ahead appealed to Shiites, who cherished his forceful and convincing political rhetoric.

Propaganda Obscured Israel’s Resolve

Successive victories against Arab armies since 1948 had given Israel an aura of invincibility. But its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southern Lebanon in 2000 gave Arabs the impression that Hezbollah finally succeeded in doing what no other Arab army managed do before. Nasrallah declared that Israel was “weaker than a spider’s web.”

In 2006, war broke out when Hezbollah, facing steady pressure from other Lebanese groups to disarm, launched a cross-border raid, capturing three Israeli soldiers. To prove the worth of its military wing, Hezbollah hoped to swap them with Lebanese prisoners in Israel. Israel had no interest in going to war against Hezbollah, but the death of 13 soldiers in the raid compelled Israeli Prime Minister Ehud Olmert to action, which inflicted a heavy toll on Hezbollah and displac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hiites. Nasrallah appealed to then Prime Minister Fouad Seniora to convince the U.S. to back a cease-fire. Washington supported the issuance of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701, which demanded Hezbollah’s evacuation from the border area to north of the Litani River. When the war ended, Nasrallah called it a “divine victory.”

In 2022, Nasrallah threatened Israel with harsh retaliation if it assassinated Hamas or Islamic Jihad officials on Lebanese territory. However, his response to the assassination of a senior Hamas official in the southern suburbs of Beirut early this year was superficial, consisting of a few Katyusha rockets, most of which the Iron Dome intercepted. Nasrallah expressed Hezbollah’s approval of any agreement between Lebanon and Israel to delimit the borders of their respective economic zones. After a deal was concluded in 2022, Nasrallah said he agreed with the Lebanese government’s compromise – but not before he threatened to prevent Israel from exploiting the Karish gas field if Lebanon did not get a fair deal.

Nasrallah declared that Israel wanted to avoid a war because of Hezbollah’s military strength, especially its missiles, which are capable of hitting targets anywhere in Israel, including the Dimona nuclear facility in the Negev desert and the city of Eilat on the Gulf of Aqaba. Hezbollah officials claimed that Israel was unprepared to deal with the massive human and material toll its advanced weapons would inflict.

Hezbollah misunderstood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massive demonstrations in 2023 throughout Israel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planned judicial reforms. In addition to the protests, several thousand reserve soldiers announced their abstention from military service in protest against the proposal, which would have reduced the powers of Israel’s Supreme Court. Nasrallah misread the warnings of senior Israeli military personnel (including the army chief of staff) about the dangers of approving these amendments for the army’s combat readiness and the fabric of Israeli society.

In his eulogy for Hezbollah’s chief of staff, who was killed by Israel in July, Nasrallah warned that the party would fight without restraint if a widespread war with Israel broke out. However, even after his assassination last month, this threat rang hollow. Israel has said the group has lost more than two-thirds of its missile arsenal, which Lebanese media claimed in recent years totaled 200,000 missiles. (Hezbollah has launched up to 10,000 rockets against Israel to support Gaza since the war there began more than a year ago.)

Neglecting Lebanon’s history

Hezbollah considered its domination of Lebanon permanent and belittled the country’s rich history. Just north of Beirut, the stelae of Nahr al-Kalb documents Lebanon’s deep history with 22 inscriptions outlining foreign armies’ conquests of the country, starting with Ramses II’s military campaign in the 13th century B.C. In 2000, Hezbollah intruded on the stelae by placing an inscription marking Israel’s voluntary withdrawal from southern Lebanon as a liberation, as if it represented the final cycle of Lebanese history.

When France granted Lebanon independence in 1943, the leaders of this religiously heterogeneous country created a confessional political system predicated on a delicate sectarian balance. Civil war broke out in 1958 mainly because President Camille Chamoun allied himself with the Hashemites in Iraq and Jordan and supported the British-sponsored Baghdad Pact, which was vehemently opposed by the popular Egyptian President Gamal Abdel Nasser. The unconditional approval of Muslims of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s military presence in Lebanon placed the country on a collision course as Christians viewed the arrangement as an infringement on Lebanon’s sovereignty and destructive to its sectarian balance. This eventually led the country to a 19-year civil war, which resulted i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asualtie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ebanese economy. Hezbollah took shape between 1982 and 1985, during Israel’s occupation of southern Lebanon. It thought that resistance to the occupation, penetration of Lebanese politics,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material sponsorship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 would ensure not only its survival but also its permanence in and domination of Lebanese politics.

Hezbollah failed to appreciate that popular movements cannot last indefinitely in Lebanon’s political system. The assassination of towering Lebanese Prime Minister Riad al-Solh in 1951 eroded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Christians and Muslims, encouraging Chamoun to promote regional policies unpopular among Lebanese Sunnis and effectively facilitating the 1958 civil war. The assassination of charismatic President-elect Bashir Gemayel in 1982 delivered a severe blow to the Christian Lebanese Forces, effectively shelving its political project. In 2005, Hezbollah killed Prime Minister Rafik Hariri, ending his post-war reconstruction efforts. It became unavoidable that Israel would deliver the coup de grace to neutralize Hezbollah after its devastating military setbacks. The party’s survival hinged on Nasrallah as its central public figure. Killing him would drive a wedge between Hezbollah – whose poor military performance stunned Shiites – and its base of popular support.

Negotiations Closed

The U.S. president’s special envoy to Lebanon, Amos Hochstein, paid five visits to Lebanon to try to prevent war with Israel, focusing on the need for Hezbollah to de-link itself from the Gaza conflict, implement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701, and withdraw to six miles north of the border with Israel. Hezbollah refused to comply with these conditions. Even the pro-Hezbollah Beirut newspaper al-Akhbar indicated in a front-page story its opposition to Hochstein’s plan, describing him as an Israeli mediator. This prompte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inform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shortly before Israel assassinated Nasrallah that the door to negotiations was closed. Israel promptly launched a massive air campaign ahead of a major ground offensive to drive Hezbollah away from the south, creating an unprecedented internal displacement, which the government in Beirut is ill-equipped to handle.

After Israel’s success in eliminating Hezbollah’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Nasrallah’s deputy, Naim Qassem, informed Lebanese Prime Minister Najib Mikati of the party’s readiness to withdraw to north of the Litani River. He also authorized the head of the Amal Movement, Nabih Berri, who has been parliamentary speaker since 1992, to negotiate arrangements on behalf of Hezbollah to stop the war, paving the way for placing the party under the mantle of the Amal Movement, which would be a major shift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the Shiites of Lebanon.